公众取向要求下公共人类学发展的多元路径
公众取向要求下公共人类学发展的多元路径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人类学的应用研究经历了从殖民地研究到二战交战国研究，再到战后对
各国社会文化变迁和发展项目的应用研究。应该说，当代人类学愈发重视生活世界中的应用问
题，因为人类学的核心诉求即是对人类报以最深切的人文关怀，而将传统四大领域在应用层面
加以延伸则是实现这种诉求的必经之路。其中，公共人类学因其强烈的公众关怀和社会责任，
以及对世界范围内若干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成为了人类学应用领域的一
大主流，正如马库斯所言:“对公共导向的、公民的人类学的期望日益高涨并在目前成为了主
”流。 ［1］
一、公众取向:人类学的公众与公众的人类学
人类学的曲折发展历程同时也是其在应用领域由浅入深，由单一到广泛的发展历程。从研究对
“象来看， 人类学研究的每一项计划都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接受公共领域，相当于与研究计划同
”时存在的各类支持者中的一个政论场所 ［2］16。简言之，人类学无一不在研究中形成了自己
特定的公众。因此，仅仅将公共人类学按字面解释为走向公共领域的人类学，虽然简洁明了，
但过于简略，这种解释并不能将公共人类学与其他领域内的应用研究区分开来。罗伯特·博罗
夫斯基(RobertBorofsky)于2000 年为公共人类学作了如下定义:“人类学和人类学家超越学科边
界，有效地提出并参与更广泛社会问题，推动公共讨论以促成社会变化这个目标的能
”力 ［2］10。显然，他将人类学的这一分支视为一种将抽象理论带入具体实践的能动方式。需
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马库斯的展望，还是博罗夫斯基的定义，都不应仅仅因其字面表述而忽视
公共人类学公众取向中蕴涵的双向互动过程。这一方面既指人类学深入公众，广泛参与公共事
务，另一方面也指开放的多渠道的吸纳公众参与。前者是将公众作为对象并在其中开展研究，
“ ”在与人群的互动中得到有关当地社区、人群的文化图景并加以展示，即人类学 在公众中 。在
一些具体议题中，人类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为公众表达诉求并提供咨询、教育等服务，夏
循祥在香港开展的有关公民教育和公共参与的社区研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而后者，
“ ”则是公众通过亲身参与研究并与人类学家合作来实现其诉求，即人类学 为公众 ，这种从被研
究对象到研究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既是公众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人类学后现代研究范式的一
个结果。扩大的学科边界为不同群体参与人类学提供了多元途径，同时也拓展了公共人类学的
研究领域。2011 年，杜克大学的戴安娜·尼尔森(DianeNelson)和其他占领者一起参与了美国的
一处占领运动，他们既是事件的行动者，同时也作为人类学家对整个事件进行观察分析，将包
“ ”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人群置于研究分析的位置上，这种 自我民族志 的特殊视角使我们得以管窥
事件中行动者们的真实心境，而尼尔森作为执笔者进行最后的民族志创作时并不独占话语权，
—而是展示行动者们的话语，让他们自己发出声音，这种研究对象 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并未产生
对立，而是在占领现场的时空下得以统一［4］。
走进公众和让公众参与进来，这两条基本路径构成了公共人类学公众取向的交互架构，并且在
近年来的具体研究中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良性互动。同时，人类学家也在研究他者的过程中
“ ”不断对学科自身展开反思和批判，将作为 自我的人类学也视为一种特定人群的集合，即一种
独特的公众。这为人类学家提供了新的关注点。南非人类学家阿兰·莫里斯(AlanG．Morris)就
从生物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批判了南非人类学界在种族隔离中的不光彩历史，指出殖民
时代的南非人类学界为一系列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5］。这一反思为当
前和未来的人类学发展提供了殷鉴。借助这一反思，我们则对人类学在公共领域下的应用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即不恰当、甚至是存在相当缺陷的学科体系可能会对一国或地区甚至在更大
范围内造成长期的负面效果，而学科的不断自我反思则是避免和修正这种恶果的必要手段。
二、公众取向下的多元途径
公众取向要求公共人类学必须依靠具体途径从公众中来，再到公众中去，而公众的能动性也在
这个过程中得以体现和提高。公共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和对象是多元的，但殊途同归，最终仍回
归到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即公众取向这一根本诉求上去。本文聚焦于当前公共人类学应用
中的多元途径，展示其具体进路和公众取向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涵盖近年来人类学界在公共
领域内开展的研究，包括环境、生态和灾难研究，应用研究与公共服务，种族、女权、移民与
公共政策，传播媒介等。尽管具体研究的背景、对象、进路和实际成果各有不同，但存在如下
共性:第一，跨学科、跨地域的联合研究成为显着趋势，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广泛地
采借于人类学研究中。同时，人类学家不再仅仅关注某一特定地点，而是趋向于在更大范围
内，如区域乃至全球进行多点研究，以力求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展示人类社会的文化事象并给出
解释，进而寻求在更广泛意义上应用其研究成果。另外，也不再仅仅关注某一社区和某一人
群，而转向复杂时空交错中不同人群的复合体，使研究更加深入人们的生活世界。第二，新技
术发挥显着作用。技术的不断发展不仅提供了更为多样的研究工具，其本身也成为新的研究对
象，促使研究者对已有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进行反思和发展。第三，更加注重人类学的应用价
值，不再仅仅是象牙塔似的高高在上，而是深入公众，在公众中实现研究意义并不断吸纳公众
参与，拓展人类学的口径，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这些研究趋势和动向对于尚处发育阶段的中
国公共人类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中国人类学的具体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1．环境、生态和灾难研究。近年来人类学家越发重视全球性和地区性议题，环境问题，生态
问题以及灾难研究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与原有强调生态环境对文化影响的进化论文化生态学
不同，当前研究者更加关注于如何透过环境问题看人类。
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曾于1996 年发文对灾难进行定义，并指出当时
灾难人类学的三大主要方向:(1)对灾害的行为和组织应对;(2)灾难背景下的社会变迁;(3)从政治
经济和环境角度聚焦于历史－结构维度的灾害脆弱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6］。当时的人类
学灾难研究就已呈现出跨学科共享研究方法、理论观点和研究对象等趋势，在随后的近二十年
中，这些趋势逐步成为人类学灾难研究的主流并呈现出新特点。2006 年，《美国人类学家》杂
志组织学者对 2005 年墨西哥湾风灾和卡特里娜飓风进行了专题研究，议题涉及海岸开发、种
族平等、灾民自救、灾后重建等具体应用领域［7］。各种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手段都被综
合应用，这些在受灾地区开展的历时性研究为其他有可能遭受类似灾难袭击的地区提供了公共
政策、救援等方面的借鉴和依据。时隔6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以及核设施这一可能带来巨大灾
难的人工环境再次成为人类学家关注的对象。其实过去的30 年里，人类学家一直以多种方式
参与有关核能的相关政策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保持一定规模的公众参与是促使核能项目良好
转变的必要途径。然而，当讨论人类学在公众参与中所起的作用时，却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主流媒体中听不到人类学的声音，只有当发生灾难之后，人类学才得以进入公众视野。因此，
人类学亟需更多地面向公众并发出自己的声音［8］。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对人类学灾难研究和本土实践进行了思考。2008 年，汶川地震的巨大灾难引
发了国内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前往灾区进行研究，庄孔韶和张庆宁从对震中某市开展的田野调
查出发，重新检视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进程，并提出包括组织对应、社会活动、宗教仪式
在内的若干视角，为中国的人类学灾难研究提供了理论准备［9］。
2．社区应用研究与公共服务。公共人类学强烈的应用意识与公众取向要求人类学必须与大众
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自《写文化》以来，原本在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公
众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断推动公众进入人类学研究，重视其自主自为能力。社区
则因其共享的地域文化属性在微观和现实操作层面为这种双向互动提供了理想的实践空间，近
年来多数应用研究都以社区为对象和切入点。
公共人类学在这一空间内实现了自身意义的定位，也在研究进程中用多样化的成果达成其公共
服务的诉求。这些应用研究具体而多元，同样，公众的参与路径也各有不同。西班牙人类学家
丹尼斯·劳伦斯·祖尼加(DeniseLawrence－Zuniga)就联合城市设计师、环境工程师，对巴塞罗那
最为老旧的公共住宅区进行了合作研究。他们在进行田野工作的同时为社区居民组织提供资
助，参考周边地区已有的类似研究，最终形成了对该社区的综合研究报告［10］。这种由跨学
科研究人员和当地居民共同完成的研究项目向公众展示了合作研究所能带来的社会效应:城市
设计师和环境工程师借助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推出可视化的方案并推动项目进展，而人类学家
的调查结果则通过网站面向公众，同时，社区居民组织也提高了自主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实
现了作为社会公民的自我教育。
在具体的田野工作中，人类学家也在不断反思自身研究所承担的伦理问题，在人类学家看来，
为公众利益进行工作是荣誉，是义务，有时也是一种充满问题和争议的负担，这需要人类学家
在实际应用和工作中对所处的社会规范和可能衍生的种种问题报以相当关注。不应仅仅将人类
学研究看作是某种以严谨缜密方式收集数据为主要目标的智力游戏，若如此，人类学工作的社
会意义就仅仅是在某个社区中进行工作，而不是研究该社区［11］。对社会责任和伦理规范的
反思使得人类学家意识到，让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到关乎他们自身利益的项目和议题中来，与
当地社区居民采取合作，这样的研究方式将避免人类学家和社区居民因研究方法、目的和受益
等问题产生可能的矛盾和冲突，使社区和研究者共同获益。桑亚·阿塔雷(SonyaAtalay)在纽约推
动的 SHARE 项目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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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取向要求下公共人类学发展的多元路径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人类学的应用研究经历了从殖民地研究到二战交战国研究，再到战后对各国社会文化变迁和发展项目的应用研究。应该说，当代人类学愈发重视生活世界中的应用问题，因为人类学的核心诉求即是对人类报以最深切的人文关怀，而将传统四大领域在应用层面加以延伸则是实现这种诉求的必经之路。其中，公共人类学因其强烈的公众关怀和社会责任，以及对世界范围内若干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成为了人类学应用领域的一大主流，正如马库斯所言:“对公共导向的、公民的人类学的期望日益高涨并在目前成为了主”流。［1］一、公众取向:人类学的公众与公众的人类学人类学的曲折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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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闻远设计
分类：社科文学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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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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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DOCX
时间：2023-0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