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视域下民众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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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视域下民众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

分析

一、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政治信任通常被简单地理解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将运作产生出与他

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1]39,"是公众对政府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期待,代表的

是人们对于政府和官员的态度,是关于未来的预期,而不是当前的状态"[2].政治信任从宏观到微

观具有不同的层次,即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民众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

任[3].总体而言,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治系统与特定价值

之间的特定关系, 是"民众基于理性思考、实践感知、心理预期等对于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

公职人员行为的信赖"[4].

政治信任研究于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于美国.此后西方学术界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遵循两条路

径:一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解释,即理性选择路径.在此路径下,政治信任遵循经济学

和算术学的逻辑,政治信任来源于人们在利益考量基础之上,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承诺和能力

所做的评估.因此, 政府绩效成为一个政府获得政治信任的重要前提. 阿伯巴克(Aberbach)

和沃克 (Walker)在把政治效能感和个人特征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 "与对他人的信任相比,政治指

标与政治信任具有更强的联系"[5]. 金(Kim)也发现机构绩效是决定政治信任的一个关键变量.

政府绩效包括政治绩效和经济绩效两方面. "公民对在位者和政治机构的评价、不断增加的政治

丑闻、媒体对政治腐败和丑闻曝光率的增加、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发生等等都会导致不信任的增

加"[7]160.社会财富分配是否公平也被认为是影响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种

是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理论解释,即社会文化路径. 此路径认为 "基本的政治价值

……观和信念是政治社会化导致的形式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化经历、文化与价值

观、社会资本等等"[7]161.

尤斯拉纳 (Uslaner)对个体价值观、早期社会化过程以及政治信任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探讨后认

为,早期社会化过程对政治信任有着重要的影响[7]162.史天健对台湾和大陆的政治信任进行对比

研究后发现,价值取向的不同对政治信任的差异有较强的解释力[8]401.马得勇以亚洲 8个国家和

地区为研究对象,发现权威主义价值观作为一个文化的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9]79. 帕特南(Putnam)通过对意大利的社团生活和治理的研究指出,社会信任有助于产生社会合

作,这对于政府良好地运作,以至于获得信任是必需的[7]163. 福山 (Fukuyama)坚持认为:"低水平的

社会资本会导致一些政治功能的失调"[10].具体到美国,他说: "民主政治制度和企业一样,都必须

仰赖信任感才能够有效运作,而社会信任感降低之后, 意味着社会需要更具强制力、规范力的

政府, 才能够约束社会关系."[11] 莱恩 (Lane)也认为政治信任主要是一个人对他人信任的函

数.[1]40 随着西方学术界政治信任研究的日渐深入以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问

题的凸显,近些年来政治信任问题也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研究者们首先对中国农民政治信任问

题进行了探讨,欧博文和李连江指出农民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看待政府:顺从与反抗的村民都把

政府看作是统一的,而依法抗争者则在基层干部和上层领导之间进行了区隔.

伯恩斯坦(Bernstein)和吕晓波也发现,一些村民相信在限制地方官员过度侵占农民利益的问题上,

中央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李连江也曾对中国农村的政治信任问题做过研究,发现农民对政府的信

任是分为不同层次的.

肖唐镖则利用5省4次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基本状况和变迁特点,证实了李连江

"农民认为中央比地方更值得信任"的观点.胡荣运用在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民上访与

政府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1]39 运用厦门的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资本、政府绩效对政治信任的

影响[16]96.盛智明以CCSS2006 数据为对象分析了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17]35.学术界关

于中国政治信任,尤其是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成果.但即便如此,相比于西方,

中国政治信任研究还不是一个累积了很多研究成果的领域.作为一种情感、态度或信念,政治信

任既牵涉到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同时也受制于公众的现实经验和对政府系统

以及社会状况的现实观感.本研究拟以江苏南京、苏州、扬州三地的调查数据为分析对象,探讨

在社会矛盾凸显的背景下,公众自身利益绝对受损的现实经验和相对受损的现实观感对政治信任

的影响.

自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矛盾剧增.利益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最主要的表现

类型.利益矛盾来源于利益受损,从源头上可分为绝对受损和相对受损.利益绝对受损是在现实中

遭受到利益伤害,导致物质利益绝对减少,其承担主体主要是失地的农民、失业的工人、失房的

居民、被欠薪无权益保障的农民工以及处于半失业状态的贫困人口.政府存在的主要价值应该是

给民众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免于恐惧的承诺和适时提供社会救助的功能.政治信任的宏观层次

理论认为,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受政府绩效的影响,微观层次理论则认为个人对政府绩效的评

价不仅反映政府总体绩效的好坏,也反映个人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状态的评价.国外的研究认为,

那些结构性失业者或者那些认为是政府政策失误导致他们生活窘迫的人,通常比那些生活条件得

到改善的人更不信赖政府.

据此提出假设 1:利益绝对受损群体在个体层面所受到的现实利益伤害与政治信任负相关,即个体

受到的现实利益伤害越多,其政治信任越低.公众遭受现实伤害时首先想到的是寻求政府救助.在

调查中, 当问到"遭遇不公平待遇时,您将会采取哪些行动?" 选择 "找政府组织协调解决"的民众以

个案百分比 59.1%的比例居首位." 根据希宾 (Hibbing) 和希斯摩斯(Theiss-Morse)的研究,一个比

…… ……较常见的政府不信任的源头与公众认为政府不能解决问题乃至不能代表一般民众的公

共利益和政策偏好有绝大的关联".

个人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对政府所持的态度往往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如果个人能持续地从现有

制度和政策中获益,如果政府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个体所遭遇到的现实利益伤害,那么他们就会

对现有制度和政府抱有较高的政治信任.由此提出假设 2:各级政府部门对个体遭遇到的现实利益

伤害的解决程度与政治信任正相关,即解决程度越高,民众的政治信任越高.

除利益绝对受损外,现实中还存在着更普遍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利益相对受损集中表现为"比

较"基础上的相对剥夺感或不公平感. 在本研究中调查了 "总体而言,与五年前相比,您觉得您的生

活水平有什么变化" 和"有人说,我们这个社会大致可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

层,在您看来您属于哪一个阶层"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 选择 "上升了很多"和" 上升了一点"

的人数累计为63.8%, 只有11.8% 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了 ( 包含"下降了一点" 和"下降了很

多").但相比 55.5% 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下层" 和"中下层",只有6.4% 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上层" 和

"中上层".可见, 基于 "比较"的在物质生活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发展型相对剥夺感是普遍的.关于收

入不平等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国外学者已有研究, "在没有共产主义遗产的国家中,概化信任与基

尼系数之间的相关度是 0.684.在33 个民主国家中,当收入不平等被拉大时,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

水平就会下降."[20]

换句话说,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将在很大程度上侵蚀政治信任.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关于社

会公平与政治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外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语境?同时,在利益垄

断和关系网普遍化的中国社会中,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不仅仅体现在基尼系数上,还广泛存在于

教育、就业、医疗、司法等领域.这些领域中的社会不公平是否也与收入不平等一样侵蚀政治信

任?鉴于此,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作为重要的影响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并提出假设 3:社会公平感与

政治信任正相关,即社会公平感越高,政治信任越高.

官员的贪污腐败成为中国目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不仅因为贪污腐败本身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为大多数中国人不能接受.还因为权力滥用是造成其他领域不公平或社会总体公平度下降的主要

动因之一.同时,官员腐败、权力滥用还涉及公众对政府公职人员行为的现实评价而直接影响政

治信任.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独立变量纳入模型,提出假设 4:公众对官员贪污腐败的认知与政治

信任负相关,即公众越是觉得官员贪污腐败严重,其政治信任越低.

尽管已有研究发现, 接触媒体的频率(信息) 与公民对政府的评价 (政治信任)之间呈反向关系

[21]76.但由于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结构性因素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

信息获取.尤其是非官方信息与官方话语的异质性,会进一步影响人们对利益绝对受损、利益相

对受损的认知,进而影响政治信任.因此,本研究将接受非官方信息的程度作为独立变量来考量其

与政治信任的关系,提出假设 5:接受非官方信息的程度与政治信任负相关,即接受非官方信息的

程度越高,其政治信任则越低.

二、数据、变量测量与研究模型

(一)数据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在南京和苏州市区共抽取32 个居民小区(其中南

京20 个,苏州 12 个),在苏州和扬州两市农村共抽取16 个村民小组(其中苏州 8个,扬州 8个),每个

小区(村民小组)按定距抽样方法,确定15 户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720 份(其中南

京市区300 份,苏州市区180 份,苏州农村 120 份,扬州农村 120 份),回收有效问卷611 份,回收率为

84.86%.调查时间为 2013 年8-10 月.样本构成情况见表1:

(二)变量

1.因变量:政治信任

在问卷调查中,要求受访者分别对中央政府、省市级政府、县乡级政府、社区组织、民间社会组

织、信访机构、公安/法院、新闻媒体、人民团体、正规宗教组织的信任程度进行评价,选项设

计成5个等级: "不信任" "不太信任""一般""比较信任""很信任",并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至5分.其

后, 运用"主成分法"对这10 个调查项目的调查结果进行因子分析,经"方差极大化旋转"之后,这

10 个调查项目的结果可以分为两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省市级政府、县

乡级政府以及公安/法院的信任评价, 这四个变量 ("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对省市级政府的信任""对

县乡级政府的信任" 和"对公安/法院的信任")在第一个因子上同时具有较高的因子负荷,分别达

到0.839、0.901、0.776 和0.635.为确认这四个变量在测量民众政治信任度上的可靠性,笔者做了

信度分析, 得到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76.相对于社区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新

闻媒体、人民团体以及正规宗教组织等非政府组织, 可称之为 "政府机构信任因子", 即"政治信任

因子".

2.关键自变量

(1)现实伤害.在现实中,人们可能遭遇各种不同的利益伤害和挫折.在本研究中共列举了遭遇重病

无力医治、因意外遭受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教育难题、失业、职业发展不如意、婚姻挫折、

因贫穷难以应付日常生活、无房居住、人际关系矛盾、劳资纠纷、土地征用(农村)、房屋拆

迁、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基层选举不公、债务纠纷、司法不公和工龄工资纠纷共18 个方面

的现实伤害或人生挫折,分别从本人和家庭两个角度了解人们是否遭遇过以上这18 个方面的糟

糕经历 (1=是,0=否),将每位被调查者就其本人和家庭在所有 18 个方面是否遭遇过伤害和挫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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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矛盾视域下民众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一、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政治信任通常被简单地理解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将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1]39,"是公众对政府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期待,代表的是人们对于政府和官员的态度,是关于未来的预期,而不是当前的状态"[2].政治信任从宏观到微观具有不同的层次,即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民众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3].总体而言,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治系统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是"民众基于理性思考、实践感知、心理预期等对于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公职人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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