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历史进程梳理
人类学的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历史进程梳理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试图就人类学的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笔者倾向于将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个时间
“ ”作为一个重要的 分水岭 。这个时间之前的人类学传统的生态研究与之后的所谓环境人类学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在理论取向、实践立场和研究方法等众多方面都存在着布罗西斯
(Peter Brosius) “ ” “所说的 显明的断裂 。人类学传统的生态研究陷于 自然- ”文化 的两分法,其研究
视野也往往局限于某一民族或地方社区,并且持价值中立的立场。
20 世纪 80 年代转向之后的环境人类学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二元论, “并且将原先 文化孤
”岛 上的环境议题与更大的政治、经济和话语场景联系起来,同时带有更为强烈的政治批判性。
简而言之,环境人类学以其综合性、批判性和参与性的特点区别并且超越于人类学传统的生态研
究。
“ ” “ ”从 生态 到 环境 的变化过程说明了人类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改变,人类学不再把所研究的
对象视为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的一员, “ ” “ ”而 环境 更能反映人类位置的实际状况。 环境 是开放
的,“ ”生态 则在某种意义上是封闭的。这种变化明显地与近三十多年来人类学的自我省思及全球
化的加剧密切相关。
二、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人类学的生态研究
——— “ ” “ ”我们大致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阵营 侧重于 自然 的研究取向和侧重于 文化 的
研究取向。前者主张自然决定文化,而后者则认为是文化形塑自然。但无论哪个阵营,都将文化
分析的范围限定在边界明确的、稳定的和自我调控的地方实体中。
(一) “ ”侧重于 自然 的研究取向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人类学的环境决定论主张环境对文化形成和演变具有积极作用,认为环境是
“文化的原因。赫斯科维茨对环境决定论的定义是 一个民族的住所环境是形成他们的生活方式
”的决定因素 。环境决定论以德国地理学家和传播论者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 “的 人类地理
”学 为代表,从气候、地形等环境因素来解释文化的类型和分布。
另外,英国的亨廷顿(E.Huntington)和巴克尔(H.T.Buckle),美国学者费克斯(J.W.Fewkes)和霍姆斯
(W.H.Holmes)也将特定地区和民族的物质文化、技术以及宗教的形成归结为环境因素的决定。
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在20 世纪 30 “ ”年代受到美国历史学派环境可能论 的质疑。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通过将生态学引入人类学的环境研究,提出了他
“ ”的 文化生态学 , “实际上也是重新伸张了环境决定论。斯图尔德不满环境可能论者 将环境降到
”纯属第二位和被动的角色 ,认为文化是适应环境的工具,而环境适应的过程对不同地域的特定文
化起源具有决定作用,主张研究生态环境、生物有机体与文化要素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化生态学
理论首先关心的是一定区域内的特定民族如何通过某些技术和经济手段适应和生存于其所居住
的环境,然后再论及文化的次级特征如亲属关系、政治制度、宗教仪式等。这种研究思路也体现
“ ”在 分三步走 的文化生态学方法中:
(1)必须分析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2)必须分析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域
所涉及的行为型式;(3)要确定在开发环境中所必需的行为型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文化生态学中,文化与自然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是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
定作用。
如果说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还试图通过文化概念与生态学保持距离,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
“ ” “ ”的 系统生态学 或 生态人类学 则将文化概念边缘化,突出人口、生态系统、能量流动、体内平
衡等概念,从而接近于生态学。譬如,他将人类狩猎捕鹿的过程与豹捕食鹿看做是一样的,因为两
者在能量流动的效果上无异。系统生态学的理论兴趣在于研究某一生态系统中生命体与非生命
物质之间的能量交换,人口对生态系统的适应,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的实现。对文化的关心仅从
其在人口适应生态系统中发挥的物质功能角度着手。拉帕波特的《祭祖之猪》(Pigs for the
Ancestors) “ ”因采用系统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新几内亚僧巴加马陵人家猪屠宰的凯科仪式 进行
“分析而广受关注。他指出这种仪式的调节功能 有助于维护现有的环境,限制冲突的频率使其不
致威胁地区人群的生存,调整人与土地的比率,推进交易的发展,将过剩的猪以猪肉的形式在整个
……”地区人群中分配拉帕波特的这种功能主义的、科学主义的、以系统均衡为中心而忽视文
化独立性的解释框架已遭到了众多人类学家的批评。
另外,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 “ ”的 文化唯物主义 也同属此一阵营。哈里斯将人
类文化分为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结构三个部分,他赋予基础结构最为重要的地位,认为它与人
们的环境适应和生存直接相关,因此决定结构和上层结构。最有名的例子是对于印度圣牛信仰的
解释。哈里斯认为人们的信仰并不仅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也因为牛在印度的农业经济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如犁地、产出肥料、燃料和牛奶等。
如上所示, “ ”侧重于 自然 的研究取向将自然作为一种客观和本质的存在,一种纯生物和物理的事
实。自然提供了建筑一切人类社会和文明形式的外在空间和材料,因此对于文化现象的解释必须
诉诸其自然基础。借鉴生态学、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它关心一定的文化和经济手段如何在当地
人适应自然中发挥重要的功能。但是,正如谢继昌等一些批评者指出的,这种解释也常常落入生
物、生态、经济和技术简化论的陷阱中。
(二) “ ”侧重于 文化 的研究取向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历史学派的博厄斯(F.Bo-as)、克鲁伯(A.L.Kroeber)、威斯勒(C.Wissler)等持
环境可能论,对环境决定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环境只对文化发挥消极性、限制或选择的作用,
环境是文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文化的直接原因还是文化,这种环境可能论其实也就是文化决
定论。
“博厄斯认为 环境对文化的影响限于原有的文化形式中所引起的修改,刺激所朝向的方向则由文
”化因素来决定。 环境可能论的著名研究包括克鲁伯做的北美的气候条件与玉米种植分布之间
的关系研究,斯坦因(D.J.Stenning)对非洲的牧牛规模受舌蝇数量限制的研究等。
差不多同一时期,法国年鉴学派的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其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也表现出一
“ ” “ ”种 社会化自然 或 人格化自然 的观点。他认为人们运用于思考自然的分类范畴和逻辑思维来
自于社会,以社会事物为模型构想出来的。他的图腾崇拜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以社会组织为原型的
一套观念体系(如玛那、瓦坎,类概念等) “ ”如何 投射 于外部自然,使自然成为社会群体的象征,并
被纳入到社会关于自身的表达之中。
莫斯(Marcel Mauss)对于爱斯基摩人的研究也是上述思路的一种延续。爱斯基摩人在冬季和夏
季有两套截然不同的组织方式、法律道德体系、家庭经济和宗教生活。莫斯认为这种社会生活
“ ”的差异是一种普遍性的 社会的节奏的作用,是社会本身的需要,而非像环境决定论者说的那样
是适应自然物质环境的结果。
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理论是对涂尔干社会学
理论的继承与修正,他将重点放在人类认知的象征主义方面, “ ”关注人类思维的一般语法 和结构,
“ ”比较轻视对经验现象的意义和内容进行研究。他很少谈自然和自然现象的 本来面目,而是着重
人类思维对它的操作和处理。比如某些自然物种被选为图腾物种,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受到人们敬
畏、尊奉或嫉妒的生物, “ ”而是因为它们 对思考有好处 ,它们可以感知的实在是各种观念和关系
的体现。
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论注重的是人类的思想机制(怎样领悟自然界、分类事物和操作范畴)在人类
从动物性到人性,从自然到文化,从感性到知性过程中的作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兴起的象征人类学学派继承了结构主义重视象征分析的特点,但拒斥其关于人
类思维结构普遍性和一般性的主张, “ ”转而寻找丰富多样的 地方性知识 。他们认为, “文化是 人们
”编织的一套意义之网,它想象和构建了环境,文化对于环境的作用通过界定环境、赋予其一定的
真实性和意义来实现。同时,不同的社会也有不同的概念模型和定义世界的方式。在这里值得一
提的是,以康克林(Harold Conklin)、伯林(B.Berlin)等人为代表的民族生态学家对当地人的环境观
念进行了大量探索。民族生态学考察的内容包括当地生态的环境知识、信仰、价值和态度,同时
把环境观念、当地人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联系起来。他们的工作集中于建立当地词汇的等级分
类来指涉某一特定的环境领域,如适合耕种的土地类型或医药所用的野生植物等,出版了大量动
植物物种的描述性目录。
如上所述, “ ”这种侧重于 文化 的研究取向将自然与人们对它的感受、认识、理解、界定联系起
来,强调文化象征的独立逻辑和它对自然的形塑作用。这种分析从语言学、文化学中汲取养料,
注重研究本土知识的认知和分类体系及其在当地人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然而又常被指责为
唯心主义、不能自圆其说的文化决定论。
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环境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传统的生态研究陷入西方 自然- ”“文化 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 二元论的困境,造成内部深度
分裂的局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环境人类学研究逐渐意识到,先前对于异文化的人类学研究
“ ”其实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 西方中心主义 色彩, “ ”即将西方 自然与文化 二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强
加在非西方研究对象的身上,对非西方自然形式的进行想象和构建。事实上,正像英戈尔德(Tim
Ingold)、艾伦(Roy Ellen)等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的那样,非西方民族可能并不具有西方那样的非
“ ”人的 自然 概念,或者他们社会中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也不一定是二元对立的。因此,新时期的环
“ ”境人类学家大多具有 去中心化 和反二元论的意识, “ ”试图突破 自然与文化 的鸿沟,发掘当地人自
己的世界观和能动性, “ ”建造融合各种现实为一炉的 一元论 。
从研究的关注点来区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环境人类学研究也可以大致划为两种派别:聚焦
“ ” “ ”于权力分析 的后结构主义研究取向和聚焦于 实践认知的实践理论取向。
(一)后结构主义研究取向
美国人类学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Escobar)是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的领军人物,他指出了
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的形成过程:20 世纪 70 年代,文化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开始吸收了一些政
治经济学的成分。随后这种政治经济导向的政治生态学进一步吸收了其他的元素,特别是后结构
主义对于知识、制度、发展和社会运动的分析,以及女性主义关于知识、环境、组织的性别特征
的洞察。当前的政治生态学,突出了人类与环境关系中话语、物质、社会、文化多种维度相互交
织的特点,为理解自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更为精巧的分析框架。
后结构主义的政治生态学从福柯(MichelleFoucault)的知识话语理论的背景出发,反省传统生态人
类学的自然观,提出自己对于自然表述的看法。
埃斯科瓦尔指出,传统生态人类学由于受生态学和生物学的影响, “ ”持一种 本质主义的自然观,即
相信脱离于历史和人类背景的先在自然的存在,认为自然是一种本质原则和基本分类,是人类社
会建立的基础。但事实上自然的含义在历史过程中一直随着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变化
而变化,自然的观念就是人的观念,是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和历史的观念。人对自然的经验很大程
度上是基于其所处的独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因此,每一种自然形式或自然表述都有其历
史和独特性:与一定的观察和经验的方式相联系,为社会、政治、经济和知识关系所决定,并且以
一定的空间利用方式和生态条件等为特征。政治生态学的目的正是要概括出这些表述的特征,暗
示今天还存在其他表述的可能性,从而导向一种更为公正的社会和生态关系。埃斯科瓦尔主张对
自然表述的多重形式和杂糅化现象进行研究。
他提出了三种自然形式:资本主义自然、有机体自然和科技自然。
不同的自然形式与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对当地的影响是极有关系的。政治生态
学批评传统生态人类学研究只关心它们封闭的分析单位,而忽视了村庄与国家,地方与全球的社
会关联。
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区不受到全球化、殖民计划和资本主义的渗透,因此有必要去关心地
方是怎样受到殖民主义、市场化和国家的影响。政治生态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拒绝了原来
“ ”的 文化孤岛 概念,将文化当做是无时间的和纯粹孤立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外界影响与历史变迁
原来被当做是对当地体系的搅扰与扭曲,现在则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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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历史进程梳理一、问题的提出本文试图就人类学的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笔者倾向于将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个时间之前的人类学传统的生态研究与之后的所谓环境人类学(EnvironmentalAnthropology)在理论取向、实践立场和研究方法等众多方面都存在着布罗西斯(PeterBrosius)“”“所说的显明的断裂。人类学传统的生态研究陷于自然-”文化的两分法,其研究视野也往往局限于某一民族或地方社区,并且持价值中立的立场。20世纪80年代转向之后的环境人类学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二元论,“并且将原先文化孤”岛上的环境议题与更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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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闻远设计
分类：社科文学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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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