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提出的理性法制诉求与历史意义
熙宁变法提出的理性法制诉求与历史意义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文化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其权威认同和行为准则并非建立在社
会政治结构的现实需要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祖先、圣人经典的传承认同之上，这决定了其保守
主义立场；二是其权威认同和行为准则不是以法律、制度形式存在的客观行为规范，而是以文
化、道德认同方式存在的主观文化认同，这决定了主观化、随意化的人治模式。
“ ” “北宋熙宁变法与这两个特征都有本质分歧。其一， 变风俗 。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 三不
”足 说，倡导从现实需要出发大胆变革，反对保守主义立场。这是现代历史阐释熙宁变法的基
“ ” “ ”本立足点，王安石也因此主要被称为 改革家 。其二， 立法度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试图建
立法律、制度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地位，取代士大夫集团通过文化权力垄断获得的特
权地位。
“ ” “ ”相较于 变风俗 ， 立法度 更为本质和核心。因为它规定了变革的根本方向和性质。熙宁变法
“ ”在随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主流叙述中，被称为 不合道德 ，正因为它以理性法制诉求挑战文化道
德认同。
但是，中国现代历史从晚清以降，始终将注意力放在移植西方的现代模式和标准上，因此产生
两个相互关联的主流价值判断：其一，接受西方现代历史观，以求新求变为进步，以传统历史
为保守；其二，在同一历史时间中，确立空间上的西方为现代标准，相应将中国与西方的空间
“ ”差异认定为 现代与传统 的时间落差。在这两个价值判断主导的现代历史视野中，中国传统历
史失去了从内部进行理性辨析的可能性，而是被简单化为现代历史的对立物。似乎现代中国只
需要完整地克服传统中国、简单地复制现代西方，就能成功进入现代世界。
“ ” “ ”在这一视野中，人们更关注熙宁变法 变风俗 意义，因为 变风俗 最直接呼应了克服传统、求
“ ” “新求变的现代价值立场；而 立法度 所体现的理性法制诉求，则往往淹没在 中国传统历史是
”人治、反现代的 笼统判断中。最早是梁启超，从戊戌变法的立场和情怀出发，写作《王安石
传》，这是现代文化以肯定新变、反对保守的价值观重新评价熙宁变法的开端。随后，熙宁变
“法及其主导者王安石在现代历史视野中日益受到重视和肯定：列宁称王安石为 中国十一世纪
” “ ”的改革家 ，邓广铭以毕生精力四写王安石，文革期间儒法斗争 将王安石纳入法家脉络，改
“ ”革开放后，很多经济学家从 改革 的视野重新研究王安石，为 20 世纪的中国改革寻找历史资
源。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各异，但在基本价值取向上，都集中于熙宁变法的变革精神和王安石
“ ” “ ” “ ”的 改革家 意义，而忽视其 向何处变革 、 是什么性质的改革 这一更核心问题。
事实上，熙宁变法体现出遵循理性原则、建立法律制度，并以此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这是现
代法治文化的重要客观内容和制度基础，也是充满现代精神的历史诉求。本文从这个被现代历
史视野忽视的问题切入，分析正史对熙宁变法主流评价中的矛盾，解读熙宁变法提出的理性法
“ ”制诉求，并论述这一诉求在中国历史转折中的意义，提出现代法治建设的 中国经验 问题。
“ ” “ ”一、 品行出众与 不合道德
“在具有正史话语权的史书中，都否定熙宁变法及其主导者王安石，而其否定的标准，是 不合
”道德 。通观这些史书，贯穿着两个根本逻辑：第一，文化道德标准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根本
准则。在这一价值标准之下，对熙宁变法这样国家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其关注点并不
在于国家社会的现实需要、变法内容对现实社会的适用性和变法引发的现实后果，而在于变法
是否合乎道德，甚至对变法的评价转化为对变法主导者王安石是君子还是小人的辨析。第二，
“ ”是否合乎道德 的裁判权力掌握在士大夫集团手中，而非国家社会生活中占人数最多的百姓。
士大夫通过对先祖、圣贤经典的学习和恪守获得天然的文化道德权力，一切有悖于他们认同的
“ ”行为都会被指认为 不合道德 。在这一格局之下，熙宁变法是否合乎道德的评价就不取决于是
否有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民生，而是是否合乎士大夫们对圣贤经典的理解。
《宋史》中，王安石首先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小人，其当政后对自己的恩师挚友莫不翻脸无
“情： 于是吕公着、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
”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1 “〕同时，王安石是一个表面善于伪装而实际上私心自用、党同伐异的奸臣： 安石未贵时，
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
‘ ’ ” “曰： 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作辩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卢杞合为一人。 ； 安石性
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庭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
‘ ’意，辩论则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
”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
〔2〕《邵氏闻见录》不仅证明王安石是奸臣，而且把熙宁变法作为王安石刻毒奸险、挟私报复
“ ” “ ” “宋仁宗的后果，王安石的 不合道德 由此转化为熙宁变法的 不合道德 ： 仁宗皇帝朝，王安石
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碟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
‘ ’曰： 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 帝不乐之。后安石自着
《日录》，厌薄祖宗，于仁宗尤甚，每以汉文帝恭俭为无足取者，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时大臣
”富弼、韩琦、文彦博而下，皆为其毁诋云。
〔3〕但是正史在这里遭遇到了一个尴尬问题：从其所举的例子来看，并不能证明王安石个人道
德有亏。相反，用儒家道德标准衡量，即使是在这些充满偏见的史书记载中，王安石毕生行为
表现出的个人品德都堪称楷模。首先，他谋国以忠，执政用人不以私恩为出发点，这恰恰是对
“ ”国家和君主的忠诚。不仅如此，《宋史》说他少年时 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 乃是出于伪装，
然而《宋史》又不得不承认他毕生清廉俭朴、位至首辅而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求任何私利。其
“ ”次，他立身以孝，《邵氏闻见录》记载王安石 天资孝友，俸禄入门，诸弟辄取以尽。
〔4〕最后，他处世以仁，《邵氏闻见录》还记载了这样一个足以证明王安石仁义品格的事件：
“他听到一个素昧平生、被买回家作妾的女子诉说丈夫 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
” “ ”足，又卖妾以偿时，为之 愀然，将其还给原来的丈夫，并赠金相助。〔5〕
仔细考察正史叙事，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一方面，史家的求实精神使他们不得不记载
了大量足以证明王安石个人品德高尚的事实，并且不得不承认王安石以其出众的德性在当时受
到士大夫集团领袖人物的称道；另一方面，士大夫的价值立场又使他们必须把王安石定格
“ ” “ ”为小人 、 奸臣 。
“ ”于是，正史只好动用了最强大的武器：诛心 。其实质，是对人和事的评价脱离历史现实，由
掌握道德话语权力的裁判者进行主观阐释和判决。于是，王安石之诚，只能是大伪若诚；之
信，则只能是大诈若信；之名，也只能解释为欺世盗名。这一历史叙事方式不仅贯穿于宋代范
冲所修《神宗实录》、李焘等人所修《四朝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官史，也贯穿于
“ ”《邵氏闻见录》等后来被称为 私史 的文人笔记，它们的立场、思路成为元人修《宋史》的渊
源。
这种实际上背离了历史事实的诛心之论，在传统历史中也不断遭到质疑。质疑的标准仍然是传
“ ”统文化道德认同，即证明王安石的 合道德性 。史传，作为王安石变法重要资料的《神宗实
—— “ ”—— “ ”录》曾历经五修今天能有定论和成书的是 三修说如此反复修改一本号称 实录的史
书，本身就反映了这一历史讲述过程的艰难和尴尬。这些史书的历史真实性也不断遭到质疑：
与范冲同时，也因反对新法而受到排挤的黄庭坚，就曾当面指责范冲所修《神宗实录》
“ ”曰：如公言，盖佞史也 ；虽从学于王安石然而政治立场不同于新党的陆佃，也曾批评《神宗
“ ” “实录》岂非谤书乎？至明，有陆九渊为王安石正名：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
”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业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清人蒋士铨有
“ ” “ ”诗： 后来十九尊新法，功罪如何请思量。蔡上翔亦称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 。
〔6〕这些散见于诗文杂评中的文字，其意义，不仅在于对这些史书在史实真伪层面提出考据学
上的质疑，更重要的是揭示出正史讲述王安石变法故事的内在矛盾：既然王安石的本质问题不
“ ” “ ”在于其本人私德 不合道德 ，那么，他究竟在什么地方 不合道德 ？
二、 以理性法律制度取代文化道德认同
“ ”熙宁变法真正 不合道德 之处，不在于王安石本人人品的忠奸问题，而在于熙宁变法致力于从
现实出发，建立理性法律制度，并且，试图以理性法制超越并取代传统文化道德在国家政治社
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成为新的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根本规则。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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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变法提出的理性法制诉求与历史意义一般认为，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文化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其权威认同和行为准则并非建立在社会政治结构的现实需要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祖先、圣人经典的传承认同之上，这决定了其保守主义立场；二是其权威认同和行为准则不是以法律、制度形式存在的客观行为规范，而是以文化、道德认同方式存在的主观文化认同，这决定了主观化、随意化的人治模式。“”“北宋熙宁变法与这两个特征都有本质分歧。其一，变风俗。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三不”足说，倡导从现实需要出发大胆变革，反对保守主义立场。这是现代历史阐释熙宁变法的基“”“”本立足点，王安石也因此主要被称为改革家。其二，立法度。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试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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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闻远设计
分类：社科文学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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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