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概念及其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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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概念及其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

观点

一

文明覆盖面大于多数古代共同体与近代国族( “ ”社会、文化、人民这些概念代表的实体，常与

之对应) “ ” “，又不等于世界体系。文明在空间上超越了单一国族的领土范围，在时间上超出了

” “ ”单一社会存在的历史时段。不过，这类实体不是与社会无关的，它们常为社会所兼收，常

穿插于社会之间，成为不同社会之间关系的结果。虽然人们以固定的地域想象社会或国家，但

“ ”国族中的文明，向来活跃于疆界内外。文明在超出疆界方面的活动，有时与军事征服有关，

但学者之所以用文明来形容这类超社会的实体，正是因为这类实体有别于帝国( 有些文明成为

帝国的文化基础，有些则成为不同王国共有的知识或宗教，在不同王国中同时起聚合与分化的

作用) “ ”，不由武力，而由技术、神话－宗教、知识而构成。文明往往以风尚的面目出现，

“ ”与不文明形成反差，既可能排斥其他实体并因而遭到后者的反对，又可能对后者潜移默化或

受其追随。

二

作为文明的摇篮，欧亚大陆是诸文明并存互动的地带。诸文明在这一地带的地理分布，相当于

穆勒( Max Müller，1823 －1900 年) “ ”所定义的方言区。据穆勒分析，这是人类语言分化的初

“ ”期，是民族兴起之前人类语言分化的产物( “ ”当时，穆勒尚认为，方言时期经神话时期的过

“ ” “ ” 渡，在历史的黎明期，已进入民族时期，但一个世纪后，学者多将民族与 18 世纪欧洲的社

会变迁联系起来) 。

穆勒将欧亚大陆分为印欧( 条顿或日耳曼语、凯尔特语、温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伊朗

语、印度语的范围) 、闪米特( 阿拉伯语、阿拉米语、希伯来语的范围) 、图兰( 印欧与闪米特

“ ”之外的方言，图兰原指游牧，其扩大含义所指涉的范围，有些接近后来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1900 －1989 年) “探索的历史地理范围，穆勒称其分布范围从中国到比利牛斯山

”脉，从科摩瑞海角越过高加索，再到拉普兰 ) “三大方言区，认为这些语言文化区域先于民

”族出现。

“ ” 穆勒的三个方言区在 19 “ ”世纪进化人类学中基本被放在古式社会里论述。进化人类学持一种

“ ”旧式的三圈说 ①，认为人类史是由原始向古式再向政治文明过渡的，这一过程既是时间性

的，又是空间性的: 原始离欧洲最远，古式社会则与欧洲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有别于欧洲，另

一方面也包括古代欧洲。进化人类学将文明定义为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非血缘性的、宗教性

的、军事化的、公民化的社会形态。在这一定义下，全人类都具有文明的潜质，欧洲之所以最

早进入文明，是由于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 如古希腊－罗马) 中偶然或必然地出现了一切其他

地区没有出现的革新。

这种由外而内步步推进的进步历史观，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遭到传播人类学的批判。持这

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进步不是历史的基调，古式社会处在欧洲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其文明成熟

“ ”最早，远比原始和近代欧洲文化辉煌，古式社会构成的中间圈，是进化人类学意象中的欧

“ ” “ ”洲核心圈和原始外圈的文明源泉。

20 世纪初杰出人类学家波亚士( Franz Boas，1858 －1942 年) 交互使用文明与文化概念，时常

“ ” “ ”以其他文明来形容原始文化 ①。一战后，人类学家的这种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那段

时间里，社会人类学者追随马林诺夫斯基 ( BronislawMalinowski，1884 －1942 年) 、拉

德克里夫－布朗( A ．Ｒ．Ｒ adcliffe －Brown，1881 －1955 年) 、埃文思－普里查德( E ．

E ．Evans －Pritchard，1902 －1973 年) “ ” “ ”等进入部落社会。一时间，研究简单社会成为学

术风尚，而这些社会之典范( 马林诺夫斯基的特洛布里恩德岛、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安达曼

岛、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②) 都位于欧亚大陆之外，要么在大洋里，要么在非洲。人类学

家主张，它们那些嵌入生活的经济、自然形成的社会与适应于生态的组织，与欧亚大陆规模宏

“ ” 大、结构复杂、高度集权的复杂社会形成反差。尤其是埃文思－普里查德笔下的努尔人社

“ ”会，可谓与黑格尔笔下的国家相反。黑格尔认为，与国家相联系的约束机制不是自由的桎

“ ” 梏，我们应当把这样的限制看做是解放的必要条件。与黑格尔相反，埃文思－普里查德笔

“ ”下的努尔人社会，表面上似乎有些接近黑格尔意象下的那种实现自由的社会，但实际上与之

大相径庭。

“ ” “ ”黑格尔的国家是惟一文明，是精神的国家理念，是现实的国家背后的影子，是伦理理念的

“ ” “现实，是绝对理性。这一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有清晰区分，黑格尔认为，社会是外在的

”国家，是主观意志、个人利益的结合形式，而国家则不同，它含有至高无上的意志、伦理精

“ ”神，这些东西是民族凝聚的有机的整体，是决定其他社会形式的前提。与黑格尔的国家相

反，努尔人社会的构成与精神与伦理无关，它应合生态的节律、血缘－地缘关系的传统脉

“ ”络，以及生命周期的线条，而与自由意志无关，它是一种结合与分化的动态制度，这一制度

“ ” “自然调节着社会生活，使之充满生机。如果一定要说努尔人社会接近自由，那么，这个自

” “ ”由绝对与黑格尔意象中的国家无关。

在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引领下，以《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为标志，英国人类学家沉浸于非洲

学中，视非洲式的另类政治秩序为反观启蒙及 19 “ ” “ ”世纪政治文明观念的他者的镜片，从而，

主张将20 世纪的动荡归因于欧洲的启蒙和文明的理念。

自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法国社会学年鉴派已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研究所，曾担任所长的列维－

布留尔( Lucien Lévy －Bruhl，1857 －1939 年) ，以原始心灵研究为着重点，在其于 1922 年

出版的《原始思维》中提出，原始人心灵中的世界与人存在神秘的相互渗透关系，原始人看待

世界的方式不同于文明人的逻辑思维。列维－布留尔的著述，深刻影响到了埃文思－普里查

德后期的研究，后者虽然不赞同列氏以逻辑与非逻辑来区分文明与非文明的他者的做法，但是

却在这个区分建立的概念框架下，着重强调了非文明社会的逻辑思维对于社会人类学理论探究

的重要价值。

“ ”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不研究文明，相反，通过参与到非文明社会中去，他们在自身所处的文明

之外寻找另一些文明( 小规模的共同体与它们的文化形态) “ ”，他们通过这些另类文明的镜子映

“ ”———照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内在野蛮对他们来说，无文字、有社会而无国家的那些

“ ” “ ” “ ”所谓未开化民族，是文明之外的文明。致力于制作文明之外的文明的清晰图像，人类学

“ ”家有将未开化民族割裂于欧亚大陆文明之外的倾向。然而，他们运用的概念和理论，却时常

———来自对印欧、闪米特文明制度的研究如无论是政治人类学还是宗教人类学，都凭靠着穆

勒在印欧神话和宗教研究中提出的命题，以及斯密( Ｒobertson Smith，1846 －1894 年) 在闪米

特－阿拉伯图腾与祭祀仪式中提出的社会理论。

三

“ ”然而，对文明的反思，前提条件不见得是社会人类学家致力于求索的文明的另类。正是在社

会人类学家眼光漂离欧亚大陆之同时，不少历史研究者选择回归到欧亚大陆，以介于文明为研

究单元，直面西方文明兴衰的历程与未来。其中，杰出者如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1880

－1936 年) ，1918 年即发表《西方的没落》，分八个文明体系来叙述世界的历史及西方在其

中地位的起落。又如汤恩比( Arnold Toynbee，1889 －1975 年) ，1922 年开始构思《历史研

究》一书，在书中，他主张文明是超越民族的，且认为，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对文明兴起

极为关键，他们一旦停止创造性地回应时代问题，则文明必然衰微。汤恩比甚至从文明自身的

研究中提出一个与埃文思－普里查德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一样的结论: 民族主义、军国主义、

专制的暴政必然致使文明沦亡①。

对斯宾格勒、汤恩比之列流行史学家，人类学界多加以鄙视，如法国的莫斯( Marcel

Mauss，1872 －1950 年) “ ”，以比较民族学囊括原始、古式、近代三圈，对作为古今之变的中

“ ”间环节的古式社会 ( 也就是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定义中的文明) 颇为关注。莫斯承

“ ” “认斯宾格勒之流学者所写的著作有启发性价值。不过，他批评说，它们如同文明的历史地

” “ ” “图集。对斯宾格勒，莫斯的批评更为直接，他说，其文明形态学研究有点矫情，那些从道

德上将文明和国家分为强大的和弱小的、有机的和松散的做法，加之对历史哲学的过分考虑真

‘ ’ ‘ ’的只对普通大众有所裨益。这毫无疑问又倒退到过时的诸如文化命运、历史使命概念，倒

退到阻碍大众历史的甚至达到自称政党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术语中。社会学家们真应该在基佐

……那儿寻找更多的概念和事实如果形态学还是必须去做物品传播的地域和层次的简单分类，

‘ ’ ‘ ’ ”抑或被先验的文化概念或所谓的某某文化牵着鼻子走。

不过，持相反观点的大师也是有的。如加州伯克利文化人类学家克虏伯( Alfred Kroeber) 从文

明形态学得到的启发颇多，在其巨著《文化成长的形貌》中运用了这种方法。克虏伯称，其文

“明著述基本上是根据斯宾格勒提出的两项研究原则写就的，其一，每种文化都有其具有特色

的基本模式，其二，这些模式是在有限度的成长( limited growths) ”中出现的。在该书导论中，

“ ” 克虏伯还耗费大量笔墨，阐述了一种接近于汤恩比的天才概念，论述了此类人物之研究

对于文化人类学的挑战。

在文化相对主义概念的支配下，美国文化人类学界其他成员多轻视文明的研究。这一状况几乎

维持到20 世纪 50 年代，此时，新进化人类学出现，文化人类学界恢复了对古史的兴趣，重新

叙说了19 世纪进化人类学和传播人类学提出的不同观点。在同一个阶段中，有时被归到新进

化人类学一类中的德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柴尔德( Gordon Childe，1892 －1957 年) ，明确定义了

文明的范畴，并考察了其起源的机理。

“ ” “ ”穆勒论著给人的印象是，作为文明体系的根基的方言区先于由英雄缔造的民族出现，其形

“ ”成时代是后来学者所说的史前，而柴尔德虽也强调文明孕育于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 农业) 革

“ ”命的文化土壤中，但认为其成长却是在史前之后 ( 青铜时代) 。柴尔德认为，文明是城市革命

的成果。城市革命大约在距今 5000 年前首先发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稍后，在埃及、印度河流

域以及中国华北地区发生。美洲地区已知最早的城市中心约在公元前1000 年左右出现于中美

洲和秘鲁，那个地区的文明也大致是那个阶段出现的。柴尔德认为，文明有若干特征。文明既

是以高度发达的农业为基础的，又是对乡村的革命。文明出现的标志是成熟的城市的出现。自

城市出现后，政治结构、生产和交换结构都变得比新石器时代的乡村社会复杂。受涂尔干社会

学影响，柴尔德几乎将文明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认为文明比新石器时代村社具有更高的社

“会凝聚力，农人、工匠、祭司、统治者形成一个共同体，不仅因为语言与信仰相同，而且因

为他们起相互补充的作用，这些作用，对于共同体全部( “ ”即被冠以文明的实体) 的福祉，十分

”必要。另外，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了文字、庙宇和历法，这使文明社会与原始部落和村

“ ”社明确区分开来。尽管文明的兴起总是伴随着城市势力向蛮夷之地的扩张，但柴尔德坚持认

为，文明与野蛮之地之间的关系是交换性质的: “埃及人、苏美尔人和印度人积累了大量剩余食

物。同时，他们需要从海外进口必要的原材料，如金属、建筑所用的木材及奢侈品。那些控制

这些自然资源的共同体由此能通过交换而从城市的剩余财富中分一杯羹。它们用所得作为资本

———来支持全职专家工匠或统治者，直到后者取得其技术与组织上的成就，并进而丰富了的

”野蛮人的经济，使它也有可能生产出实质性的剩余。

旧世界最早出现的文明中心( 核心地带为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地区)将文明与城市革命相联系，

使学者空前重视城市建筑的研究。如持城市革命论的芒福德( Lewis Murnford，1895 －1990 年)

，比柴尔德更系统论述了由巨大的公共建筑展现出来的王权与宗教，由建筑规模和形式区分展

现出来的阶级，由水渠、城墙及其他公共设施展现出来的王国对公共事业的把持。芒福德的研

究表明，文明的进程是村庄文化逐步向城市文明退让的过程。

“ ”文明的原初地理分布形成甚早，但文明的观念，确反映着其与能够播化己身风尚的城市之密

切关系。由此，文明通过其与野蛮( “ ”汉语中的夷，西文中

“的alterity” “、barbarian” “、savage” “、other”)的区分而获得意义，指文明中人与在文明影响力之

外( 尤其是城市之外) 生活的人们的差异。因而，不难理解，文明( civilization) 来自拉丁

civilis，意为 civil ，与拉丁civis ( citizen，市民) 有关，也与civitas( city or city －state，城市或

城邦) 有关。

专注文明研究的城市革命理论，深受19 世纪摩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1818 －1881 年) 的

“ ”进化人类学的影响，但这一学说给我们展现一幅满天星斗的文明形成图景，其持有者主张，

在世界的各个方位中寻找文明成就的不同源泉。

四

城市革命理论是对历史的一种破裂式的解释，其旨趣在于强调青铜时代人类生活的巨变。这一

解释已受到持绵延历史观的学者的质疑。如专注于中国上古史中商文明研究的张光直，认为这

一文明延续了之前的巫的传统; 又如更早一些专注于周文明及其持续影响之研究的葛兰言

( Marcel Granet) ，认为这一文明延续了之前的农耕、原始亲属制度、季节性社会活动的传统。

“ ” “ ”张光直与葛兰言提出的观点可谓是纵式宇宙论与横式宇宙论，前者重视考察巫和王为主轴

的上下关系，后者注重考察礼仪的社会关系制度形成中的内外关系，若对二者加以综合，便可

得到下述认识: ( 1) 无论是纵式的关系，还是横式的关系，都早已于青铜时代之前形成。( 2)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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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概念及其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观点一文明覆盖面大于多数古代共同体与近代国族(“”社会、文化、人民这些概念代表的实体，常与之对应)“”“，又不等于世界体系。文明在空间上超越了单一国族的领土范围，在时间上超出了”“”单一社会存在的历史时段。不过，这类实体不是与社会无关的，它们常为社会所兼收，常穿插于社会之间，成为不同社会之间关系的结果。虽然人们以固定的地域想象社会或国家，但“”国族中的文明，向来活跃于疆界内外。文明在超出疆界方面的活动，有时与军事征服有关，但学者之所以用文明来形容这类超社会的实体，正是因为这类实体有别于帝国(有些文明成为帝国的文化基础，有些则成为不同王国共有的知识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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