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当代发展与系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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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当代发展与系统创新

　　摘　　　　要：　现代社会经历了早期现代性、固体现代性与流动现代性三个阶段。在早期现代

性阶段，出现了主要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在固体现代性阶段，

不仅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有了新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颂扬固体现代性的社

会学理论、以加芬克尔、埃利亚斯、戈夫曼、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揭示固定现代性多重面相的多

元分化的社会学理论，以及以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为代表的重在批判固定现代性的社会学

理论。而在 1980 年代中后期至今 30 年的流动现代性时期，不仅以往的社会学理论出现了新的

发展，而且兴起了诸多新的理论流派。其中除了吉登斯等人的自反性现代性理论、鲍曼的流动

的现代性理论外，乔多萝和霍克希尔德的性别与情感社会学、霍尔的文化社会学、曼恩的社会

—权力网络理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的影响日益凸显，拓展了社会学对于当代社会各

个层面的理解。不过，面对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和智能化的深入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变迁，

西方社会学理论还存在系统创新的巨大空间。

　　　　关键词：当代西方社会学;　社会学理论;　经典;　传统;

　一、现代性的三个时期与社会学理论的三个阶段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先后经历了 1920 年代初以前的早期现代性时期、从 1930 年代到 1980 年

代初的固体的现代性时期，以及从 1980 年代中后期到今天的流动的现代性时期[1](p22)。早期

现代性时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科层化的逐步发展和

成型。社会获得巨大的进步，但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经典社会学理论应运而生。因应自

由资本主义导致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等问题，产生了马克思批判社会学。因应现代社会分工

导致的社会整合和秩序问题，产生了以涂尔干为集大成者的实证社会学。因应资本主义的兴起

“ ”和现代科层理性铁笼，产生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这三大经典社会学理论都对早期现代性的

消极后果保持警惕，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

固体的现代性时期又称为有组织的现代性时期。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资本日益积累，福特制

和高度程式化的装配线日益盛行。市场交换日益组织化，以产业资本为基础的垄断资本主义取

代了自由竞争的商业资本主义。分配和消费也日益组织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专家和技术的

支持下，通过加强福利国家建设，主要以城市为中心实现了分配和消费的组织化[2](p90-

96）。在以这种固定的现代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世界日益秩序化，个人行为和整

个世界日益具有确定性，普遍性规则日益支配一切。这使得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物质财富进

一步涌现；但消极后果也更加明显，生产和消费全面异化，地方性和多样性遭到宏大叙事和普

遍规则的进一步压制和扼杀。在这一阶段，社会学理论迎来了第二次大发展。其中帕森斯高度

“ ”肯定这种现代性，其模式变项理论颂扬普遍主义和专业主义，其结构功能主义更是以固体现

代性社会系统均衡运行为最高价值归依。但是，常人方法学、文明进程理论、符号互动论、拟

剧理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理论等，以有组织的现代性为

展开讨论的背景和前提，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固体现代性的多重面相。例如，加芬克尔所说的常

人及其手头库存知识与索引性表达，其所列举的破坏性实验，主要针对的是各种有组织的现代

性场景；埃利亚斯认为对本能与情感的控制就是文明的进程，忽视了情感操控和情感工作的非

文明性；米德强调的建构和理解意义的互动，也主要是发生在确定性背景中；戈夫曼所说的前

台表演，需要在具有确定性的团队成员的支持下才能完成；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

“ ”念，显然没有考虑到当前意识形态的多孔性和可渗透性；达伦多夫等人不否定社会系统论，

还强调系统内部张力与冲突是社会运行的常态与动力。而福柯对规训和惩罚的考察、哈贝马斯

“ ”关于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的揭示和对交往理性的伸张、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和国家精英的分

“ ”析，重点在于揭示和批判固定现代性的阴暗面；他们的核心概念和主张，如圆形敞视监狱、

文化资本与炼金术、国家精英的再生产、交往理性等概念，仍然以固定的或有组织的现代性为

前提；他们的分析重点更不是流动的现代性及其所导致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看，这三种理论

流派都属于社会学理论的第二大发展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甚至可以将之统归于传统社会

学理论。

而在 1980 年代中后期至今 30 年的流动现代性时期，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以金

融资本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也日益全球化，各种要素全球性流动，社会生活和个人情感的

更多层面被纳入资本原始积累的逻辑。后福特制、转产灵活的生产组织方式日益流行，金融资

本在全球寻找投资和获取利润的机会。工作岗位日益不稳定，柔性就业日益增加。而智能化特

别是生产智能化甚至无人化，使资本不再需要廉价劳动力而可回迁母国，使全球化进入生产逆

全球化阶段。日常生活从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长期被压制的民族族群矛盾重新凸显，文化身

份认同问题日益凸显。而智能化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使人类进入万物互联时代。所有这一

切都使全球空间和地方空间中的生产生活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感日益增加，微观个体因

“ ”面临的威胁前所未有而直接在微观层面进行反动。这些都为社会学关于个性人格、身份认

同、国家、权力、文化、日常生活等主题的讨论提供了新语境。流动现代性时期的巨大社会变

迁，不仅使经典和传统社会学理论做出了新的回应，还导致新的社会学理论流派不断涌现。其

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吉登斯等人的结构化理论和晚期现代性理论、鲍曼的流动现代性理论外，多

罗西·史密斯（Dorothy　E.Smith）和A.R.霍克希尔德（A.R.Hochschild）等人的性别与情感社会

学、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社会学、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网

络理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影响日益凸显。其中一些理论

也会回溯早期现代性和固定现代性时期，但主要讨论的是流动现代性时期的论题，包括更深层

次的微观个人身份认同、人格与性别、情感劳动、权力与国家、人类与非类人联合体等。这些

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也体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在人与社会的本质特征、结构与能

动，以及时间空间、权力等本体论问题上更强调相互依赖性、相互建构性、开放性、过程性和

流动性，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则更加强调客观描述与意义理解的统一，突出认知的时空性、

社会性、阶级性甚至性别差异，重视科学认知受立场、权力、利益、种族与性别等因素和各种

筛选程序的影响[1](p8-15)。为了论述的方便，可将这些新兴社会学理论称为狭义意义上的当代

社会学理论。

　　　二、经典和传统社会学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马克思的批判社会学常被宣告死亡，但每当人类陷入重大危机时它又

会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足见其生命力的顽强。从 1980 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全球

化，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行将破产，再到2020 年新自由主义世界体系核心

国家美国陷入全面危机的整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新左派都始终作为批判者伴其左右。其

中代表性人物包括恩尼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认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仍是当今技术发

展的根本动力，资本积累逻辑仍是塑造社会的重要力量，跨国公司成了核心组织，而技术进步

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1](p59)。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资本向第三

级循环转移的不可持续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得以流行，但新自由主义空间修复机制和剥夺性

积累的最终破产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资本逻辑在不断创新的科技支持下日益扩张，加

强了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控制；而信息和知识不会自动成为公共财产和民主基础，其产权被

资本过度垄断而不为人民共享，信息革命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与资本为追求利润而扼杀这

种可能性，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新表现形式[3](p183)。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 ”尽管立场不如哈维激进，但仍认为网络社会的崛起也是信息金融资本主义的

崛起，存在极其严重的信息和经济鸿沟。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人们一开始就形成不同的创新技

能与素质，大多数人在信息资本主义马拉松式的残酷竞争中永远落伍[4](p572)。诸如此类的理

论，将马克思批判思维初步延伸到所谓后工业社会、网络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同时也促进了

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学本身的发展。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使用理念类型研究方法对社会行动进行类型学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

元分层论，指出新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工具理性行动的解放和经济的增长，同时批判

“ ”科层制和专门化导致的理性铁笼对人性的禁锢，主张树立个人责任伦理和实现自我净化与升

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在传统社会学时期得到了系统的拓展，包括形成了社会分层研究的新韦

伯主义传统。自 1980 年代中后期以来，韦伯传统与新韦伯传统又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基于

韦伯的社会分层研究已深入消费分层、偏好分层等；其工具理性过度化批判思想也延伸到网络

世界，其中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指出，网络世界的麦当劳化比实体世界有过之而无不

及[5](pxi)。

涂尔干实证社会学前承孔德，后启二战后实证社会学洪流。他认为，作为社会事实的规范外在

于并约束个人，可以在确保必要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同时，克服经济自由个人主义的原子化和缓

解工人阶级的反抗，从而实现基于法团主义的有机团结、阶级合作和社会良性运行。涂尔干对

外在于个人的规范结构的强调，对宗教、自杀、教育等主题的研究，在传统与当代社会学理论

中影响深远。随着大数据分析的兴起，其结构主义实证研究被发挥到极致，相关性分析更加突

出而因果分析和意义理解被进一步遮蔽。其自杀理论被用于理解今天的恐怖主义自杀式袭击和

退伍军人自杀[6](p26-37）。其社会团结理论成为应对全球化时代日益凸显的族群和民族整合

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例如民族或族群的共同语言的形成，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总和，而是以

集体规范为基础的；即使是在网络世界，规范对社会行动、身份、群体、整合和权力也会产生

重要影响。而 1980 “ ” “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扩张的道德真空和失范，一些学者提出了规范重

”建，并试图实现更加复杂的、具有法团主义取向的有机团结[7](p29-41）。

在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综合韦伯、涂尔干、弗洛伊德、马歇尔和凯

恩斯等人的思想，建构了社会系统均衡理论、AGIL 模式以及从传统到现代的模式的理论大

厦。在 1960 年代这一理论大厦轰然倒塌后，哈贝马斯提出了更激进的系统论，强调系统均衡

和危机都是常态。默顿则提出了中程理论，认为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结构都是从共识到异议

的连续体，包含着矛盾与冲突，更是使能与制约的统一。但在 1990 年代中期，由于全球整合

问题的日益突出，帕森斯所提出的有规制的市场、民主政体和法治等概念和理念再次复兴，但

其行动者概念日益被注入个人能动性。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 ”等人的自反性概

念深受默顿的显性和隐性后果思想的影响[1](p104)。进入 1990 年代后，亚历山大不仅将帕森斯

塑造成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并列的经典社会学家，还进一步拓展和修正了结构功能主义，

特别是在默顿的基础上提出了连续统的方法论，使结构与行动的发展趋势走向融合。

在帕森斯理论大厦倒塌之后，众多社会学理论流派在美国绚烂绽放，并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视为当然的现象陌生化，把社会生活视为剧场，揭示了作为演员的社会行

动者在其他演员同伴的支持和衬托下，使用布景、场景和道具，精心设计前台表演，而后台表

演则可能完全相反或矛盾。他还发现，个人在道德、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理解和定义情

境，根据象征符号资源来设计自己的行为和预测他人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互动。在今天，戈

夫曼的思想被用来分析社交网站上在线互动，发现其中的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可以为个人形成

各种社会关系，进而影响个人的消费，并导致网络社会身份差异和等级分化，也可能导致网上

自我与真实自我的差异和矛盾[8](p8-12）。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指出现代科学脱离了日常经

验世界，而常人的视角能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意义。日常生活的话语交流是索引性表达，需要

共同手头库存知识才能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可说明性框架再生产社会事实和社会制

度，整个感性社会世界中的客体、活动和制度的生产都是基于常人方法而实现的。在今天，常

人方法学也被用来研究数学、人工智能、人机界面、网络空间和高科技系统应用中的常人方法

[9](p337-358）。

在欧洲，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独树一帜。他认为随着文明的进程，人们羞耻感阈值不断下

降，自我约束日益微妙和内化；国家日益垄断暴力，个人之间从使用自然暴力日益转向智力角

逐；个人行为对他人来说越来越具有确定性。在方法论上，他主张概念的开放性、联系性和相

“ ”互依赖性，例如权力就是相互依赖关系，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的不是权力有无而是权力比率问

题。其关于文明进程是确定性不断增加的看法，在当今以全球化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时代遭受了

一些质疑。但是，他的思想后来也得到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一些学者基于他的思想对体育、休

闲、食物、非正式化过程与女性解放、情绪控制、战争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例如，埃里克·邓

宁(Eric　Dunning)认为，1960 “ ”年代出现了对情绪控制的去控制的高度控制[10](p44)。亚伯拉姆

·德斯瓦安(Abram　de　Swaan) “ ”指出，科技发展导致高度文明的远距离暴力、酷刑和谋杀形式(如

导弹斩首)，杀人者在社会和精神上都与被杀者远远隔离，从而能够将文明要求和行为野蛮协

调起来，不仅使自己逃离社会与公众的控制，更使自己心安理得。同样，通过意识形态将难民

描绘成异类并驱逐隔离，使人们对难民集中营内肆无忌惮的野蛮行为麻木不仁[11](p4-5)。

以从人本主义中拯救真正的马克思为己任的阿尔都塞，则开创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宣

扬有意识的能动性或选择的唯意志论的人本主义，否定存在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个人身份认

“ ” “同自我建构等概念，强调现象背后的结构原因，主张经由表象深入潜在结构而进行症状

”化理解，从而超越道德谴责而对资本逻辑进行深入批判。但他所强调的结构不是经济而是思

“ ”想和政治结构，特别是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会通过各种时空建构同意并形成内在强制，从

而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阿尔都塞的思想后来得到广泛的应用和进一步的拓展。例如，人们

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源于经济规模过大和技术的发展，还源于既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

导致对自然索求过多，以及决定了不利于自然生态的技术发展方向[12](p51-86）。B.杰索普

（B.Jessop ——）等人从强调结构制度的策略关系视角出发，指出国家权力和政府政策是否具

有公共性与所处制度结构和社会基础有关，政府即使考虑特殊群体利益也必须考虑其他群体以

获得合法性支持和实现社会凝聚；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同样是在授权与约束关系中制定和实施

其政治经济策略的[13](p189-195)。

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概念为基础并主张超越工具理性而重建现代性，他的理论已经成为社会理

论的主要参照框架，先后得到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阿克塞尔·洪尼思（Axel　

Honneth）等人的推进。克劳斯·奥夫（Claus　Offe）和艾德（Klaus　Eder）则发展了他的历史社

会学、国家和社会运动理论[1](p303)。弗雷泽将其批判理论与承认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围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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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当代发展与系统创新　　摘　　　　要：　现代社会经历了早期现代性、固体现代性与流动现代性三个阶段。在早期现代性阶段，出现了主要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在固体现代性阶段，不仅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有了新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颂扬固体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以加芬克尔、埃利亚斯、戈夫曼、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揭示固定现代性多重面相的多元分化的社会学理论，以及以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为代表的重在批判固定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而在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30年的流动现代性时期，不仅以往的社会学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而且兴起了诸多新的理论流派。其中除了吉登斯等人的自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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