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社会学家对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调查和著述
民国社会学家对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调查和著
述
劳工问题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近些年来， 南海本田罢工、 富士康工人连环自杀
等一些焦点事件都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可以说， 工人的抗争、 维权乃至组织化等问题已
经对新时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而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研究兴趣。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聚焦于当下的经验研究， 本文试图为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研究提供一个历史
的视角。 在本文中， 我们将回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情境中，
考察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对于当时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调查和着述， 并讨论其对于我们今天在
理解劳工问题和进行社会治理时所能提供的启发。
当代的劳工社会学基本上可以分为劳动过程、 劳动力市场、 劳工运动、 全球化和劳工问题等
若干重要面向。 与之相比， 民国社会学的劳工研究， 在内容上既有相似之处， 也有其不同的
侧重点。 大致而言， 民国社会学的劳工研究主要聚焦于工人生活程度和生活费、 工厂内部管
理、 工会与行会、 劳资争议与罢工、 工厂法等议题， 事实上， 这些议题也代表了民国社会学
家研究劳工治理的五重视角， 即劳工家庭的视角、 工厂政治的视角、 劳工组织的视角、 劳工
运动的视角以及劳工立法的视角。 进一步地， 这五重视角又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家庭和工厂
构成了劳工治理的基本单位， 劳工的组织化与工人运动则构成了劳工治理的核心问题， 而关
于劳工问题的政策立法则构成了劳工治理的关键环节。 下文将首先就这三个层次、 五重视角
分别加以梳理， 接着再进一步讨论民国劳工社会学研究的当代意义和启发。
一、 家庭与工厂： 劳工治理的基本单位
家庭和工厂构成了劳工活动的两个基本社会空间。 劳工的劳动力再生产主要在家庭场域内完
成， 而劳工之间的团结和分化， 乃至劳工的集体行动都是由工厂内部的制度安排和生产过程
中的社会关系所形塑的。 因此， 家庭和工厂成为劳工治理的两个基本单位。 在民国时期， 无
论是从劳工家庭视角出发的研究， 还是从工厂政治视角出发的研究， 都在当时社会学家的研
究中有所体现。
（一） 家庭的视角
从家庭的视角来考察劳工问题， 主要体现在对于劳工家庭所做的家计调查。 家计调查即关于
“ 生活费和生活程度的调查， 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了解 平均每家消费物品的量和值，
”去做编制生活费指数时拣样和加权的张本; “ ”二是 分析收支情形和研究生活程度 .[1]
通过家计调查， 计算家庭的消费量以及物价的变迁， 由此计算出生活费指数。
“ 之所以要进行家计调查， 原因在于， 在当时的社会学家看来， 要想改良工界的生活， 必先
知道工界的谋生的实情， 那就是要从研究生活费入手。如果工界的生活费有了系统的研究，
那么关于许多劳资争议问题如罢工， 暴动， 社会不安等， 或有圆满解决的希望， 这便是工业
”和平的基础.[2]
“在这些研究中， 最重要的是陶孟和的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陶孟和很早就认识到， 生活
”费是劳动问题、 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 在中国实有系统的调查的必要。 [3]
在该书中， 他分析了北平48 户手艺工人家庭从 1926 年11 月到1927 年4 月之间共288 本家庭
账本。[4]
1927 年至 1928 年， 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又分别与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和上
海市调查物价处合作，开展了天津手艺工人家庭生活调查和上海纱厂工人生活费调查， 前者
选取了132 个工人家庭， 调查结果由冯华年写成《民国 16 年至 17 年天津手艺工人家庭生活
调查之分析》 一书； 后者则选取了230 家纱厂工人家庭， 调查结果由杨西孟撰写成《上海工
“ ” 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作为北平社会调查所 社会研究丛书 之一出版。
在学术界的推动下， 生活费研究也受到官方的重视， 例如， 上海市社会局在统计学家蔡正雅
的指导下， 根据 305 家工人家庭的家计调查， 算出每家全年的生活费， 又以此为基础，算出
生活费支出， 以 1926 年为基期， 等于 100.0, 自1926 年1 月起， 至 1931 年2 月止，按月发
表。 同时还编制了工资指数和物价指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上海的经济发生重大变
化， 为适应新形势， 上海市社会局又改编了工人生活费指数， 以 1930 年为基期， 一直统计
到1938 年。[5]
此外， 南京市社会局、 实业部、 主计处、 社会部等政府部门都曾在不同的时间编制过工人生
活费指数。[6]
需要强调的是， 生活费研究并非简单的统计工作， 而是试图以家庭这一基本单位为切入点，
去看劳工家庭结构的变迁及其在整体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位置。 以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研究为
例， 从该调查中收集到的 48 家工人家庭的人口数据显示， 工人家庭以每家四五口人为主， 约
占总数的五分之三， 家庭人口在7 人以上者仅有2 家， 且家庭结构一般为夫妻 2 人及其子
“ ”女。 这表明， 工人家庭实与现代之小家庭制度相符, “ 中国之旧式大家庭， 现仅通行于乡间
”及富户， 而新式小家庭则常见于城市及贫民阶级 .[7]
“陶孟和指出， 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经历本国和人类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剧烈变迁：传统的家庭
制度彻底和永远瓦解了。 在过去， 家庭对于社会稳定和秩序， 经济发展乃至国家 （民族）永
续都起着重要作用。它是社会结构的原子单位， 就连政治和商业组织都根据它的原则形成。
但现在， 家庭制度在快速瓦解。 不仅大家族正在消失且注定要绝迹， 就连小家庭也在快速地
” “ 失去其团结和凝聚力。 究其原因， 陶孟和尤其强调， 经济变迁，尤其是本土经济的衰退和
生活费的持续上涨毫无疑问是最具决定性的。 由于家庭的类型与经济的类型紧密联系在一起，
随着中国农村和手工业制度的解体， 这一重要的制度 （结构） 很自然地快速衰退，虽然长期
”以来它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石。[8]
（二） 工厂的视角
从工厂的视角来研究劳工问题及劳工治理， 主要体现在民国社会学家对于工厂体制 （factory
regime）及工厂内部社会关系的研究中。
“ ”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对于纱厂 包身制 的研究。 根据 《上海劳动志》 的记载， 包身工制度是
一种定期卖身的劳动制度， 起源于最初的包工制。 20 世纪 30 年代， 首先在公大、 内外棉、
”喜和等日商纱厂中实行。 以后在中外纺织厂、 缫丝厂中被普遍实行。
1932 ① 年，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孙冶方通过3 个月的调查， 写下《上海纺
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 以孙宝山的笔名发表在 《华年》 杂志。[9]
“ ” “ ” “ ” 文中区别了包身制的两种形式， 即 包饭制和 带饭 制， 两者的差别在于， 带饭制 下的
包身工并不需要将工资全数上缴给包工头， 而是支付膳食和住宿费， 但事实上， 她们仍然是
不自由的。 孙冶方认为前者是纯粹的包身制， 后者则是变相的包身制， 但后者要更加普遍一
“ ”些。 孙冶方将包身制视为 现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前期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之一 . 他尤其指出，
“ 包身制最发达的是在上海的日商纱厂， 在生产极端落伍的半殖民式的中国社会中， 发生这种
奴隶制的残余， 本是意中事， 较可奇怪的是这种奴隶制残余的劳动形式，却滋长于先进的资
本主义国家--- ”日本帝国的资本所创办的纱厂中 . 孙冶方的同事， 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
“所副所长的陈翰笙则认为， 纱厂丝厂女工包身制度之盛行，实为现代劳动雇佣制度在中国特
”有之征象.[10]
“ ” 他尤其强调农村经济之衰落 与包身制盛行之间的关联。 无论是孙冶方还是陈翰笙， 基本上
都将包身制的形成原因归结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
“ ” 如果说孙冶方和陈翰笙等人的研究揭示了 包身制 这样一种城市纺织业中独特的组织形式，
那么吴知和方显廷在1930 年代对河北高阳乡村织布业的的经典研究， 则揭示了中国乡村纺织
“ ” “ ”业中的一种特殊制度， 即 包买制或 商人雇主制 . “ 所谓商人雇主制， 或者叫做散工制度，
那是由商人发给原料， 由乡村里农人以每家为单位去制造， 制造出来的物品， 再交还发原料
”的商人去买卖。[11]
他们认为，商人雇主制度实为中国乡村小规模工业的一种普遍组织形式，只不过在高阳较为发
“ ”达而已。 高阳之工业体系， 列为三类， 即商人雇主、 纺织户或小厂主及雇工是也 ,[12]而商
人雇主又分为两类， 即布线庄和染线庄。吴知和方显廷对商人雇主制度之下高阳织布业的生
产组织、 原料购买、布匹销售以及金融借贷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高
阳织布业与工业革命前英国棉纺织业的异同。 在此基础上， 方显廷等人指出， 与工业极端集
中化的英美等国相比，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其实更适合采用类似高阳这样的分散的、 小规模的
“ ” 乡村工业的发展模式，盖乡村小工业所具有之社会及经济功能， 颇能适合于中国之环境。
只是需要在中国进入世界市场、 外资或外贷入侵的新背景下， 对乡村工业之组织与技术加以
“ 改弦更张，尤其是要采用保护家庭劳工之社会立法， 使商人雇佣制下之家庭劳工， 得受资本
”主义经济之实惠， 而不致论为资本主义下商人雇主之奴隶。[13]
史牒庠� � 20 世纪 40 年代对于昆明某军工厂的研究， 也可以视为从工厂视角研究劳工治理的
一个另类范例。[14]
与以上两个研究都不同， 史 牒獾难芯坎⒉痪劢褂谡 式的工厂制度， 而是在工业社会学中� �
的人际关系学派的影响下， 侧重于工厂中的非正式组织。 史 牒夥⑾郑 在工人内部， 存在� �
着小工、 帮工、技工之分， 这些工人因为地缘和地位上的分化， 形成了各自的圈子； 在工人
“ ” “ ” 与职员之间， 也由于传统的 劳心 与 劳力 的等级观念，存在着分化。 受到涂尔干的深刻影
响， 史 牒饨 工厂视为一社会组织。� �
他指出， 与旧式的师徒制手工作坊相比， 新式工厂组织并不能形成传统的社会团结。 有意思
“ ” 的是， 在该书的附录 《内地女工》中， 史国衡的魁阁 同事田汝康却揭示了恰恰相反的一
幅景象： 在田汝康做田野调查的云南某工厂， 女工之间建立起亲密的拟亲属关系， 女工宿舍
内部形成一个家庭， 每个宿舍成员都各分配到家庭中的一个角色，彼此之间以家人相称。 而
在田汝康看来， 之所以如此， 恰恰是因为附着在她们身上的传统社会连带已经不再适用，女
工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团结纽带。[15]
这两个研究事实上是相辅相成的， 它们共同的理论意涵就在于从工厂内部的微观视角出发揭示
了在向现代化、 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社会团结的困境。[16]
二、 组织和运动： 劳工治理的核心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劳工治理中， 最为重要同样也最为敏感的问题就是对于劳工组织化趋势（包括
各种工会、 劳工 NGO 、草根组织等） 以及劳工抗争和维权行动 （包括工人集体维权、 大规
模罢工等） 的应对和规制。 而在民国时期， 无论劳工组织还是劳工运动的情况甚至都要更为
复杂， 民国社会学家在这两个方面也做出了大量研究。
（一） 组织的视角
民国时期的劳工组织， 既包括从帝国时代即已存在的旧式行会， 也包括工业化兴起之后出现
的新式工会。 在旧中国， 行会是最主要的劳工组织之一。 燕京大学的两位美国教授，甘博和
步济时最早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行会进行研究。 甘博在1921 年出版的《北京的社会调查》中，
用将近一整章的篇幅专门分析了北京的行会组织， 对行会的产生原因、 内部组织、 会员和会
议、 学徒制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17]
1926 年4 月到1927 年3 月，甘博的同事步济时又在李景汉、张鸿钧等人的协助下， 对北京
的42 家行会 （包括手工业行会和商会两大类） 进行调查， 内容涉及到行会的起源和历史，
行会成员， 行会组织， 行会经济， 学徒制度， 行会的慈善事业、宗教活动， 行会的作用，
行会的现代趋势和未来等诸多方面， 并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写成《北平的行会》， 于 1928 年
出版。[18]
“ ”在步济时的理解中， 行会意味着 一种古老的集体生活 .[19] 而该书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 将
行会的意义放置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讨论。
在行会研究中， 尤为重要的是对学徒制度的讨论。 学徒一般为穷苦人家的子弟， 年龄在7 岁
到17 岁之间， 先由家长托了保人， 由保人出具保单， 家长凭了保单， 去到某业公所， 由公
所发给志愿书，只有这样该业的店铺才能收用该子弟为学徒。 学徒守则上写道， 在店里每个
摘要：
展开>>
收起<<
民国社会学家对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调查和著述劳工问题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些年来，南海本田罢工、富士康工人连环自杀等一些焦点事件都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工人的抗争、维权乃至组织化等问题已经对新时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研究兴趣。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聚焦于当下的经验研究，本文试图为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研究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在本文中，我们将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情境中，考察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对于当时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调查和着述，并讨论其对于我们今天在理解劳工问题和进行社会治理时所能提供的启发。当代的劳工社会学基本上可以分为劳动过程、...
相关推荐
-
真空泵三维建模设计及CAD图纸
2023-01-10 316 -
人性化垃圾桶建模及二维图-机械创新设计
2023-01-10 281 -
自动包装机（V带传动说明书+三维+CAD）
2023-05-19 297 -
芋头清洗机（说明书+CAD图纸）
2023-05-19 230
-
手推式电动花生播种机设计[CAD图纸+设计说明书]
2023-05-19 352
-
一种立式机床主轴工作台结构设计8张CAD图纸
2023-05-26 133 -
M7130型卧轴矩台平面磨床-CAD全套图纸
2023-10-03 197 -
机床主轴箱展开图-侧面剖视图-机械毕业设计资料
2023-10-10 80 -
航空管道矫直机送料系统设计-CAD大全-机械毕业设计资料
2023-10-12 162 -
分类垃圾箱CAD图+SW三维设计
2023-10-24 165
作者：闻远设计
分类：社科文学类资料
价格：免费
属性：7 页
大小：33.92KB
格式：DOCX
时间：2023-0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