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不确定性对隔代照顾积极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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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不确定性对隔代照顾积极性的影响

　　摘　　　　　要：当前社会环境下,儿童照顾给工作和家庭平衡带来压力和挑战。隔代照顾成为缓

解这一压力的流行方式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学术界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生物社会学视

角在国外隔代照顾研究中有较多的应用。但是在国内采用这一视角进行的实证研究非常少。本

研究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 年的数据为资料,通过生物社会学的视角并使用

广义 Logistic 模型和广义线性模型对四类儿女双全的祖辈的隔代照顾的积极性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亲缘选择假设不能完全解释四类祖辈照顾孙辈的积极性的差异。虽然从整体上看女性祖辈

比男性祖辈更积极地照顾孙辈,但是父系女性祖辈照顾孙辈的积极性并没有像亲缘选择假设所推

断的那样显着低于母系女性祖辈。同时,分城乡的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地区四类祖辈的积极性没有

显着差异,而在乡村地区父系女性祖辈的照顾强度显着高于其他三类祖辈。因此,亲缘选择理论

可以解释照顾者性别差异的部分原因,而无法阐明父系和母系的宗族差异。此外,照顾者的工作

状态、婚姻状态、受教育水平、子女的经济支持、子女的数量和子女的年龄都是影响隔代照顾

积极性的显着因素。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生物社会学理论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将它用于社会研究

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这一理论仍然有许多亟待探索和完善的空间。

　　关键词：隔代照顾; 广义适合度; 亲子不确定性; 亲缘投资; 父权制;

　　 Abstract： Currently,the pressure of child care had brought challenge to work-family balance.

Grandparental care had become a popular way to alleviate this pressure,thus it had gained widespread

concern and had formed sufficient research. The bio-sociology theory had been applied frequently

abroad in the studies of grandchild care. However,the empirical research adopting the bio-social

approach was greatly inadequate in China. Therefore,this study analyzed the willingness of grandchild

care of the four types of grandparents who had both son(s)and daughter(s)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bio-sociology. The study wa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in 2015,and utilized the Generalized Logistic Model and the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as the statistical tool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kinship selection hypothesis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willingness of grandparents looking after their grandchildren.

Overall,although the female grandparents were more willing to look after their grandchildren than the

male grandparents. Nevertheless,the level of caring willingness of paternal grandmothers was not

lower than that of maternal grandmothers as the hypothesis of kinship selection inferred.

Simultaneously,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areas showed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grandchild care of the four types of grandparents in the urban area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nonetheless,the caring intensity of paternal grandmothers in the rural are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three types of grandparents. As a result,the theory of kinship selection could

partially explain the gender difference of grandparental caregivers,but could not interpre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ternal and the maternal clans. In addition,the working status,the marriage

status,the level of education,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children,the number of the children and the

age of the children were all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grandchild car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ough the bio-sociology theory had its unique value,the limitation of this approach was

also obvious when applied in social research. Hence,the theory still had much space for exploration

and improvement.

　　 Keyword： Grandchild Care; Inclusive Fitness; Paternity Uncertainty; Kinship Investment;

Patriarchy;

一、引言

当前，许多家庭面临着儿童照顾的压力。这一压力不仅影响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也影响人

们的生育意愿，进而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效果。[1]在中国儿童福利制度不完善和

家庭本位色彩较强的背景下，隔代照顾是一个较为流行的替代父辈照顾儿童的方案。除了中国

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外，发达国家也有较为普遍的隔代照顾现象，甚至在一些公共服务较为完

善的北欧国家也十分常见。[2]所以在许多国家隔代照顾都是一个热点话题，受到了媒体、政府

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多学科的研究视角。

隔代照顾是一种人类亲缘投资行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在于同时受到动物性本能与社会性因素

的影响。因此，相关研究既需要采用生物性视角也需要采用社会性视角。在欧美国家，隔代亲

缘投资议题已经有了充分的实证研究。从社会性视角来看，社会交换、女性主义、结构功能主

义等理论在隔代照顾研究中已经得到许多运用。[3]例如，Croll 通过社会交换理论解释了亚洲

国家祖辈照顾孙辈的经济原因，她认为祖辈愿意照顾儿童是为了向父辈换取未来的养老资源，

从而保障自己晚年的福祉。[4]然而，人类首先是物质性和生物性的存在，社会性源于后天建

构，仅采用社会学视角研究隔代照顾的动因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些研究者认识到了这一不足，

因而尝试着将生物学与社会学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人类的家庭照顾行为，从而形成了分析

亲缘投资行为的生物社会学视角。[5]

在这些研究中，英国生态学家道金斯的观点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用通

俗的语言揭示了照顾行为的利己性，认为当妇女的年龄增长到其所生育子女的存活率低于孙子

女存活率的一半时，就会将孙子女作为亲缘投资对象。[6]所以，隔代照顾的生物性动力源于基

因的自我复制，即增加后代的数量和提高后代的存活率。一些研究解释了这种动力的运作机

制。例如，Lee 认为老人受到生理条件的限制，很难通过生育的方式来直接复制自己基因，而

通过帮助父辈照顾儿童可以使后代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从而提高他们的成活率，间接地保障

自己基因的延续。[7]同时，祖辈的帮助可以减轻父辈照顾孩子的压力，从而提高他们多生育后

代的动力。这一假设得到了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Thomese、Fukukawa、Rindfuss 等学者分别

对荷兰、日本、挪威等国的家庭调查表明祖辈照顾儿童可以显着地促进生育率的提升。[8,9,10]

此外，祖辈照顾亲生与非亲生孙辈的积极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支持这一假设。Coall 对欧洲 11

个国家的隔代照顾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与儿童有血缘关系的祖辈比没有血缘关系的祖辈更积极

地进行照顾并投入更多资源。[11]

我们看到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基因能够得到延续，一般情况下优先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后代

进行投资，血缘关系越近的后代能够得到越多的资源。这意味着亲子不确定性（Paternity

uncertainty）成了影响亲缘投资的核心生物性因素。[12]亲子不确定性指的是个体与其后代没有

血缘关系的可能性的大小，在两性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由于女性有着怀孕与分娩的功能，

不存在亲子不确定性的问题，而男性的情况刚好相反，在现代亲子鉴定技术尚未出现之前几乎

不可能确定孩子是否亲生，所以男性进化出了和女性截然不同的亲缘投资策略。[13]对于男性

来说，使基因延续最高效的策略是减少对单个后代的亲缘投资且多生育，从而分摊资源过度集

中于某个非亲生后代的风险。[14]女性的策略应当与男性相反，需要尽心竭力抚养已有的亲生

后代，确保他们存活，而非首先设法增加后代的数量。[15]这就是女性通常比男性为孩子的成

长付出更多心血的原因。两性之间的不同策略还显着地表现在女性比男性进化出了更长寿的年

龄机制上。芬兰生物学家 Lahdenper?在《Nature》上发表的论文指出女性不存在亲子不确定性

的特点意味着她们怀着比男性更强烈的意愿对孙辈进行亲缘投资，而长寿意味着更长时间的投

资，就可以有更多机会提升儿童的存活率，从而提升基因复制的可能性。[16]与女性相比，男

性长寿对实现基因复制的目标帮助不大。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由亲子不确定性大小所决定的亲缘投资策略进行推断：在四类祖辈中，母

系女性祖辈通常是最积极的照顾者，其次是母系男性祖辈和父系女性祖辈，最后是父系男性祖

辈。[13]一些欧美国家的学者通过调查数据证明了这一规律。例

如，Pollet、Danielsbacka、Bishop 等学者分别对英国、芬兰、美国等国的调查研究发现母系女

性祖辈在照顾时间、情感投入、经济支持等方面都比其他三类祖辈更多。[17,18,19]在中国的一

“ ”些城市流传着妈妈生，外婆养，爷爷奶奶来观赏的调侃，正是在不同类型的隔代血缘关系中

祖辈采用不同的亲缘投资策略的体现。但也有一些学者观察到了不同的现象，Pashos 对德国和

希腊的调查研究发现亲子不确定性对隔代亲缘投资的影响只在一些父权文化较弱的城镇区域中

得以显着呈现，而乡村地区的情况刚好相反。[20]

与欧美国家相比，国内关于隔代照顾的生物社会学动因的实证研究十分缺乏。截至 2019 年11

月，我们在中国知网只发现了杨斌芳和侯彦斌采用这一视角来研究隔代亲缘投资的特点。他们

通过对某高校100 名大学生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也发现了母系祖辈给予儿童更多亲缘投资的

现象。[21]然而，这一研究局限于一个很小的区域，样本量也很小，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体情

况。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发现国内的其他相关实证研究，国外学者也很少研究中国的隔代亲缘

投资情况。目前只有Kaptijn 比较了荷兰与中国安徽省的隔代亲缘投资特点，他发现荷兰祖辈

的行为符合亲子不确定性假设，但是安徽祖辈的亲缘投资偏好则更多地受到经济和文化因素的

影响。[22]

因此，通过生物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隔代照顾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

面，对中国隔代亲缘投资的研究可以为丰富进化论的相关理论提供实证支持；另一方面，将生

物性视角应用于社会研究有助于拓宽社会行为研究的思路，从而加深我们对人类生物性和社会

性关系的思考与理解。隔代照顾的动因正是一个可以采用交叉理论来分析的问题，社会性因素

与生物性因素对亲缘投资影响的重要性与作用机制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探索的问题。更重要的

是生物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那么，相关研究可以为社会与公

共政策提供一些启示：它将揭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制度与人类生物本性的关系，从而使人

们选择合适的政策手段来寻求个体与社会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对此，本研究将基于中国健康

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 年的数据考察亲子不确定性对隔代照顾积极性的影响，从而

回应广义适合度理论和亲缘选择假设。同时，我们也将一些可能影响祖辈照顾孙辈意愿的社会

变量（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型中，进而更全面地探索隔代照顾这一利他行为的动因。

　　二、研究假设和资料基础

在生物社会学领域，学者对生物的利他行为的研究已有超过100 年的历史，经历了从自然选择

理论、群体选择理论到亲缘选择理论的发展过程，目前仍然在不断完善中。达尔文在《物种起

源》一书中提出了自然选择假设：生物必须利己才能在残酷的自然选择中生存下来。他把通过

“ ” “ ”利己来适应环境，从而成功繁殖后代的能力称作适合度，又称为传统适合度。[23]但是这

一假设无法解释一些生物在亲缘群体中的利他行为，于是达尔文又提出了群体选择假设，将利

他行为解释为有利于群体适应环境的策略，从而弥补自然选择假设的不足。[24]然而，群体选

择假设与进化论的基本逻辑框架存在冲突，Waloff 等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通过对昆虫等生物的

研究将这一理论展开了一系列的修正，逐渐完善进化论对利他行为的解释。[25]

在这些研究中，Hamilton “ ” “通过研究生物的利他行为将达尔文提出的适合度概念扩展为广义

”适合度概念，解决了自然选择假设和群体选择假设无法解释个体的利己本性与利他行为之间

的逻辑矛盾，由此形成了亲缘选择假设。[26]Hamilton 认为如果个体通过牺牲自己（减少个体

适合度）可以使和自己拥有相似基因的他者更成功地复制基因（增加亲属的适合度），个体就

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存利益而成全他者的利益。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个体的利他行为带来的广

义适合度的提升实际上通过间接的形式实现了自身部分基因的延续。同时，个体的利他水平取

决于利他对象与自己基因的相似程度。因此，利他行为在基因层面上仍然是为了实现基因复制

的最终目的，其本质还是利己，无论这些行为看上去多么无私。[6]

广义适合度理论可以用于解释隔代照顾行为源于基因层面的动力以及身处不同隔代血缘关系中

的祖辈对孙辈亲缘投资的力度。从理论上看，在四类血缘关系中父系男性祖辈（爷爷）是亲缘

投资力度最小者，因为祖孙之间存在着父辈与孙辈血缘关系的双重不确定性；同理，由于母系

女性祖辈（外婆）存在父辈与孙辈血缘的双重确定性，所以她们是亲缘投资力度最大者；父系

女性祖辈（奶奶）和母系男性祖辈（外公）分别存在一层不确定性和一层确定性，亲缘投资力

度的大小介于父系男性祖辈和母系女性祖辈之间。[27]由此，本研究以中国祖辈为对象做出以

下假设：

假设 1：母系女性祖辈（外婆）是最积极的隔代照顾者；

假设 2：母系男性祖辈（外公）的照顾积极性次于母系女性祖辈；

假设 3：父系女性祖辈（奶奶）的照顾积极性次于母系男性祖辈；

假设 4：父系男性祖辈（爷爷）是最不积极的隔代照顾者。

接着，我们使用 CHARLS 2015 年的数据作为分析资料。在这一期的个案中，仅同时有儿有女

且有孙辈者的样本被选作研究对象。经过数据清洗，共有7 422 个个案进入样本，其中男性样

本量为 3 687，女性样本量为 3 735。这些个案来自28 个省级行政区。同时，我们根据子女人

数将多子女家庭个案拆成若干个案，每个父辈成为单个个案，由此形成了数据长表，其样本量

为26 402。

本研究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是血缘关系类型。我们根据被调查者的性别和被调查者子女的性别

确定祖辈与孙辈的亲缘关系，总共有四类：父系男性祖辈、父系女性祖辈、母系男性祖辈、母

“ ”系女性祖辈。我们根据问卷中您或您配偶照看哪一个子女的孩子？这一问题来判断四类祖辈

“是否参与隔代照顾和统计隔代照顾的参与率。同时，根据问卷中过去一年，您和您配偶大约

”花几周，每周花多少时间来照看这个子女的孩子？这一问题中被调查者在上一年照顾孙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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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亲子不确定性对隔代照顾积极性的影响　　摘　　　　　要：当前社会环境下,儿童照顾给工作和家庭平衡带来压力和挑战。隔代照顾成为缓解这一压力的流行方式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学术界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生物社会学视角在国外隔代照顾研究中有较多的应用。但是在国内采用这一视角进行的实证研究非常少。本研究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的数据为资料,通过生物社会学的视角并使用广义Logistic模型和广义线性模型对四类儿女双全的祖辈的隔代照顾的积极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亲缘选择假设不能完全解释四类祖辈照顾孙辈的积极性的差异。虽然从整体上看女性祖辈比男性祖辈更积极地照顾孙辈,但是父系女性祖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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