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概述
“ ”丁学良对 中国模式 的研究概述
随着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发向前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这一道路也越来越为世
人所关注。国外、境外的不少学者都在倾心研究中国道路。无疑，所有这些研究对我们真正认
清自己所做的一切，更自觉、正确地走这一道路，是极有价值的。香港科技大学终身教授丁学
良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我们在这里就对他的相关研究作一简单的评述。
一、尽管丁学良先生对中国模式形成的背景的分析充满着片面之词，但他旗帜鲜明地肯定
“ ” “ ”了 中国模式 的客观存在，并指出正是这一模式带来了 中国的再崛起
人类社会进入到 20 世纪末 21 “ ”世纪初，为什么在中国这一古老的大地上会出现 中国模式 这一
独特的走向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要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和具有正确
的理论分析框架，但显然丁教授缺少这样的立场和理论分析框架，从而他对中国模式形成的背
景的分析有不少属耳食之言、孤行己见。起码有以下三点我们不能苟同。
其一，他把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前后 30 年截然对立起来，完全否定改革开放前中国执政党所
执政的 30 年对中国模式的作用。在丁教授的眼里，从 1949 年到 1976 年的将近 30 年里，中国
“ ” “是 连续不断的破坏 ， 政治上的破坏，文化上的破坏，教育上的破坏，经济上的破坏，社会
” “ ”肌体的破坏，大饥荒中人口的破坏 ， 破坏即革命才是主旋律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
“ ‘ ’” “部 绝大部分时候都是被严厉督促 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永远革命 ，而所谓 不断革命、继续
” “ ” “ ”革命、永远革命 实际上就是 以破坏为主 ， 能够有机会破坏就先破坏了再说 [1]30。正是基
于对中国前 30 “ ”“ ”年是 一无是处 漆黑一团 这一基本估计，他就提出中国模式是完全针对由毛泽
东所领导的这一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而形成的。他对中国前 30
年的成绩否定得一干二净，与此相应，他对中国前后 30 年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全盘抹杀。他不
“ ”但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隐含着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遗传下来的 基因，而且也一笔勾
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前 30 年的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点上开创的。
“ ” “ ‘ ’其二，他把中国模式的开辟，主要归结为一个 偶然因素 ，即 纽约和华盛顿遭受 基地 组织突
” 然袭击 的9·11 事件。在他看来，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以后，实际上美国
已把中国视为其头号敌人。美国正把拖垮苏联的套索抛向中国。而当中国急需要摆脱困境寻
“ ” “ ”找 帮忙人 时， 帮忙人就到了 。9·11 “事件的爆发， 一下子改变了国际形势的大局面，美国
政府顿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的头号敌人的座位上挪下来，换上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
” “织。他进一步指出， 这实在太幸运了，对于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因为有了 9·11 恐怖袭击，
”原来美国政界军界要把中国当成它的长期的主要威胁的战略构思和部署突然被打乱了[1]85，
原用来对付中国这个潜在的头号敌人的主要物力和精力都转移到他人那里了。中国正是利用了
“ ” “ ” “这一 天赐良机 ， 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个机会主义的重要决定 ，即 在国际新一轮的恐怖主义和
”反恐怖主义大决战中，不做美国的敌人，而是跟美国合作[1]85 “ ”。中国 埋头搞经济发展 ，不
“ ”把有限的那点家当挤出来搞战备，而是 闷声大发财[1]86。总之，在丁教授看来，中国模式的
“ ” “ ” “形成充其量是中国人 拾了一个皮夹子 ，这里没有什么 被必然的力量所主导，偶然因素起着
”极其关键的改变事态方向的作用 [1]88。
“ ” “ ” “ ” “ ”其三，他把 改革 与开放 分离开来 ，认为中国模式的开创主要利益于 开放 而不是 改革 。
“ ‘ ’ ‘ ’他这样说道：越是从长距离回顾那段历程，我越是感到 开放 比改革 更关键。这就是为什么
”我多次强调，中国不怕没有改革，就怕没有开放。 [1]33 “ ” “ ”在他看来， 改革 与开放 并不是一
“”“”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 开放 统领 改革 ；中国模式的开创过程，就是 开放 的过程，辅之
“ ” “ ” “ ” “ ” “ ” “ ”于 改革 或改良 ，只有 开放 先行了，那么 改革 会 越革越新 ， 改良
“ ” “ ”会 越改越良 。他说，追溯中国这些年的成功其实缘由十分简单，这就是 门一直开着 。中国
“ ” “ ”在以往也曾改革 过，但都失败了，原因就在于关起门来搞改革。而这次邓小平的 改革 ，是
“ ” “在 对外开放的大前提下，放在与世界作常规互动的背景和环境中进行的 。他强调说：中国
这次改革之所以有更实在的成功，就是因为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门一直是开着的，虽然有时
”开得大，有时开得小，但基本上是开着的。 [1]35 “ ” “而所谓 开放 ，他认为就是 向资本主义学
” “ ”习，对资本主义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 。中国在 80 “ ”年代初先是向 修正主义 学习，后来马上
“ ” “ ” “ ” “改变方向跟着资本主义走 。丁教授把中国模式分为 史前阶段 与 正史阶段 ，而他所说的 正
” “ ” “ ”史阶段 ， 正 就正在门户完全打开，实际上就是 全盘西化 。
丁教授用上述这些来说明何以会出现中国模式，甚至更进一步用来说明这一模式何以能够获得
“ ”成功，显然是穿凿附会，不得要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 中国模式 的认定。自从乔舒亚·库珀·
雷默于2004 “ ” “ ”年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首次使用北京共识这一概念以来，围绕着 中国模式 所展开
“ ” “的争论愈演愈烈。而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 中国模式 存在与否，这实际上也是围绕着 中国模
” “ ”式 展开的所有争论的逻辑起点。丁教授无论在其研究中国模式的专著《辩论 中国模式 》中
“ ”还是在其他场合，一再强调 中国模式 是客观存在的。他发表于《深圳商报》上的一篇文章的
“ ”题目就是《中国模式 是客观存在的》[2]。他认为，在探寻中国独特发展路径与方式的意义
“ ” “ ”“ ” “ ”“上， 中国模式 是存在的。不论我们称之为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还是 中国经验中国特
”色 ，都不可否认，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整个过程中，在中国这个地方向人们展现了一条与西
方有别的发展模式。
“ ” “ ”丁教授本人一再声明， 中国模式 这个概念本身是中性的，把一种发展道路称之为 模式 并不
“ ” “ ”表明要突出这种发展道路的 普适性 。这就是说，他认可中国模式 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意味
“ ”着对其百般推崇。尽管如此，他实际上如许多研究者一样，认可中国模式 的客观存在就首先
“隐含着对这一模式的肯定与赞赏。他在岭南大学做演讲时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对中国模
式过去 20 ”年来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不能低估。[3]
“ ” “ ” “他主要以 两个着眼点 来肯定中国模式的成就：一是 以国家机器为着眼点 。他说：如果我们
站在中国国家政权的位置上，看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余年作出的贡献，那它的头等功绩当然是
”保障了中国共产党之不被挑战的唯一执政党地位。 [1]94
“ ” “ ”他把 中国国家政权综合实力的持续和显著的增加扩张 视为 中国模式 的首要功绩。这是丁教
“ ” “ ”授用其特定的语言肯定了 中国模式 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作用。二是 以全中国为着眼点 。
“ ”他引用了一系列的数字来说明 中国模式 产生了长时间里经济高速增长的实际效果。
他认为，要对中国这几十年的成就做出评估，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对照系，即跟谁比?跟哪个
阶段比?如果从一个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把中国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与原先与
“ ”中国处境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较，那么就表明 中国模式 确实是成功的，它引来了如此多的
“ ” “ ”国家和地区的赞赏与效仿绝不是偶然的。当丁教授把 当今的中国 与 历史上的中国 加以比较
“ ”时，他提出了 中国的再崛起 这一概念。他追溯中国的历史，发现中国在历史上好几个世纪
里，它的经济总量都是世界第一；在很多时间段里，中国人的人均GDP 也都是名列前茅的；
直到18 世纪以前，中国在许多重要的生产技术、经济组织、市场化这些方面都属于世界的前
“”“列。在他看来，当今中国模式 所导致的 经济实力显著的上升，国际贸易额大幅度提级，人
” “ ” “ ” “ ”均收入显著的改善， 把所有这类正面的因素放在一起 ，表明当今的中国 正处于 再崛起 的
“ ” “过程中。他说，把中国这二十多年的发展 同它在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进行比较是非常有意
” “ ” “义的 ，那是一个竖的比较，这样一比较，天下大势、历史大潮，我们都能够看得明白
”了[1]108 “ ” “ ”。丁教授的 中国的再崛起 这一概念确实非常贴切地揭示了 中国模式 的历史成就与
“ ”历史位置。他对 中国模式 的成就所做的这一番分析，富有说服力地增强了我们对这一模式的
自信心。
“ ”二、尽管丁学良先生对 中国模式 的特征与内涵的描述带有资产阶级学者的偏见，但是他真实
“ ”地揭示了 中国模式 所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
“ ” “ ”丁教授认为，如果谁要从 发生学 的角度，用一个恰当的、大多数人认可的社会科学术语 ，
“ ” “给中国模式 进行界定，那么他一定会失败，其原因很简单，主要在于这一模式 完全不是按
” “ ”照逻辑设计出来的 ， 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综合体[1]38。
“ ” “ ” “在丁教授眼里， 中国模式 竟然成了毫无逻辑性、规律性的捏合体 。在他看来，正因为 中国
” “模式 本身充满着矛盾和对立，所以 拿任何一顶不同款式的帽子去套中国模式脑袋的时候，似
乎都能够盖住这个脑袋的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脑袋完整地罩进
”去[1]40 “ ”。毫无疑问， 中国模式 是中国人民创新的产物，用一些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很难把握
“ ”和理解这一新生事物的，但 中国模式 绝不是如丁教授所说的那样杂乱无章、不知端倪。
“ ” “ ”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丁教授把 中国模式 说成是一个不知所云的矛盾综合体 ，但是他还是
“ ”力图把这一 矛盾综合体 的内涵与特征揭示出来。
“ ”而当他揭示 中国模式 的内涵与特征时，他所用的语言是资产阶级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所用的
口气是嘲讽的，并且当然主要从否定的、贬低的含义上去说的。
“ ”列宁主义 这一概念在丁教授那里，与在其他资产阶级学者那里一样，绝对是个贬义词。当他
“ ” “ ” “用核心的列宁主义 来表达中国模式 的第一个支点，或者说第一个特征时，显然是对 中国模
” “ ” “ ” “式 的一种批评与不满。他认为， 中国模式 奉行的是 高度垄断的政治架构，所以 作为中国
”模式三大支点最顶端的权力架构这一部分，称它为核心的列宁主义，是恰当的[1]44。他一方
“ ” “ ”面承认正是有了 核心的列宁主义 ，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共产党 ，另一方面又对之
“ ”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主要通过把核心的列宁主义 与社会民主主义加以比较，来说明 中国
” “ ” “模式 坚持 核心的列宁主义 与世界源流相违。他说， 从一个多世纪以后的综合效果来看，这
条议会制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但走通了，而且带来了西欧北欧的模式在全世界评比尺度上的优先
”位置[1]44 “ ” “，而正是由于 中国模式 走的不是这一条道路，从而实际上它在全世界评比尺度
” “ ”上 不拥有优先位置。
“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总把 中国模式 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方式描述为一种专制统
“ ” “治，丁教授也不例外。他说 中国模式 的第二个支点，或者说第二个特征就是所谓 具有中国
” “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 。他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控制系统里， 当然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原
— ” “型即列宁主义 斯大林主义的控制系统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 ，这就是 社会控制最根本的、最
” “ ”重要的、最有力的实施机构是 正规的国家机器部分 ，但又与后者有着重大的区别，即中国
“ ” “ ”的社会控制系统尽管不是 独立于正规的国家机器，但是 远远超出 后者的范围[1]47。他把职
工所在的工作单位、居民生活的居住点等都列入中国的社会控制系统，认为在当今中国已形成
“ ”了对社会成员进行无微不至、灵活多样监控的超级庞大工程。在他看来，这些由方方面面所
“ ”构成的社会控制系统使 中国模式 成了世界上专制性最强、最有效的统治人的一种方式。丁教
“ ” “‘ ’授竟然把中国当今所实施的 维稳 说成是运用社会控制系统对人的强力统治，他说， 维稳 机
” “ ” “构每天都必须从可能发生的最坏的状况着手上紧发条，中共奉行稳定压倒一切 实际上是 不
”问任何代价成本 来实施统治。
“ ” “ ”丁教授用 管制的市场经济 来表达中国模式 的第三个支点，或者说第三个特征。他认为，这
“第三个支点与前两个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中国模式的前两大支点既是第三大支点的政
治环境和社会保障，两者又是从第三个支点即市场经济那里吸纳鲜血和氧气，取得各类物质资
”源[1]54。但总的说来，这第三个支点最引起全世界的注目[1]54。
“ ”“ ” “ ”丁教授把中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受政府调节的市场经济 表述为 管制的市场经济 ，本身
就表明了他对这种经济模式的一种不满的态度。他竟然认为，要理解中国的这种经济模式，关
“ ” “ ”注点不能放在 市场经济 上，而应盯住 管制 两字。纵观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发展历程就可知
“ ”道， 在诸多关键的领域和枢纽点上，政府有形的手抓得紧紧的 。
“人们总对中国大型国营企业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实际上这些国营企业都是政府通过管
”“ ” “制 养育 而成的。他这样说道：中国正是有了这些战略制高点上的有力控制，中央一级的大
型和超大型的公司，才可能做得越来越大；不论这类公司实际经营效益是好是坏，也不论中国
”的经济景气是处于低迷状态，还是处于高度亢奋时期。[1]55 “他还提出，中国的这种管制的市
” “ ” “场经济 一方面学的是 国民党掌控之下形成的官僚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则借鉴了东亚资本主
” “义 ，但与东亚的其他国家相比，显然 中国政府控制的力度和深度、其各级官员可以操纵的空
”间要大得多[1]60。
“ ” “ ”丁教授不但论述了 中国模式 的特征，也进一步剖析了 中国模式 所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所支出
“的成本。我们一是赞同丁教授强调所有这些成本代价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正如他所说的 天
” “ ” “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 中国模式过去二十多年来产生了这么多的成果，必然会伴之于 极其巨
”大的成本代价 [4] “ ”。我们二是赞同丁教授所提出的对这些成本代价千万不能 低估，也正如他
“所言：成就不能低估，但付出的代价更不能低估，前进的政策创新来源于对问题的反思，不
对中国模式中成本代价进行实事求是的检讨和反思，将会堵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要的调整和修
”正的创新来源。[5]
“ ” “ ”与他对 中国模式 形成背景与主要特征的分析一样，他对 中国模式 的成本代价的论述也带有
一定的偏激情绪，但显然后者要比前者有价值得多。虽然在当今中国并不存在他所说的对这些
“ ” “ ”成本代价有意尽量加以掩盖 ，后来实在 掩盖不下去了 才有所披露[5]，但对这些成本代价重
“ ”视不够、估计不足是确实存在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丁教授把 中国模式 的成本代价系统、
深刻、尖锐地揭示出来，活生生地呈现给人们，其意义不可小视。
“ ” “ ”丁教授把 中国模式 的成本代价概括为四个方面，按照他的说法，前两个方面是 物质性的 ，
“ ” “ ”“ ”后两个方面是 非物质性的 。他还特地申明， 非物质性的 不一定是看不见的 [1]11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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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概述随着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发向前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这一道路也越来越为世人所关注。国外、境外的不少学者都在倾心研究中国道路。无疑，所有这些研究对我们真正认清自己所做的一切，更自觉、正确地走这一道路，是极有价值的。香港科技大学终身教授丁学良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我们在这里就对他的相关研究作一简单的评述。一、尽管丁学良先生对中国模式形成的背景的分析充满着片面之词，但他旗帜鲜明地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并指出正是这一模式带来了中国的再崛起人类社会进入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什么在中国这一古老的大地上会出现中国模式这一独特的走向现代文明的发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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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闻远设计
分类：社科文学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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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DOCX
时间：2023-0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