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我国币制的立法改革
近代我国币制的立法改革
“货币是一种筹码，价值不在货币的本身，而在货币政策的信用。所以货币的价值，不在主观
上所代表的准备金额，而在人民对于政府的信用。”
因而要建立良善的货币及发行制度，货币发行权的统一立法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就显得异常
重要。在货币发行史上，西方各国先后经历了由分立主义（自由发行）向集中主义（独占发
行）过渡的发展时期，至 20 世纪前半期，集中主义已是大势所趋。
如1844 年英国银行则例（皮尔法案）公布之时，发行银行多达 279 家，1897 年存 43 家，至
1910 年前后，仅余 13 家。德国 1875 年发行银行为 32 家，至 1910 年仅余 4家。随着发行银行
的减少，最终中央银行代表国家权威实现了独占发行。
我国自秦汉以来，对货币发行权是否由中央政府统一立法并回收一直存在论争，[4]发行权也始
终未能实现统一。近代肇始，币制发行权须由中央政府通过立法集中行使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最早在张君劢于 1922 年8月主持起草的《国事会议宪法草案》（甲种，联省共和国案）中，
就从宪法层面明确了币制立法权须由国家集中行使，此后的历次宪法或草案都予以认可。但由
于多种因素影响，北京政府并未能实现货币的统一发行，而具有实质意义的立法改革直至 1935
年前后方才出现。
一、制度肇始：从《币制则例》到《国币条例》
“ ” “ ”严格地讲，我国 古代的货币没有制度可言 ， 各种货币都可以无限地使用 ，[5]轻重成色随时
随地而变。近代币制更趋紊乱，各省为制，不相统一，[6]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涌入的外国银元
又对中国币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1929 “年来华的美国甘末尔顾问团甚至称： 中国的币制是在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
”制度。
从立法层面看，较大规模的制度变革自咸丰年始。当时太平军兴，国家财政困竭，朝廷内外建
议改革币制者甚多。代表者如御史王茂荫 1851 年9月19 日上折请行之钞法，江苏巡抚杨文
定、福建巡抚王懿德等人推行纸币之奏等，最终促成了 1953 年7月21 日《奏定推行官票章
程》的公布。
盛宣怀 1908 “年赴日调查时曾会见伊藤博文、松方正义及日本银行总裁松尾臣善等人，与闻 立
”“ ”宪必先清理财政（伊藤语） 财政必先整齐币制（松方语）等至理，回国后上奏《建议由中
央银行统一币制并拟定划一币制办法折》，强烈要求以大清银行（中央银行）为依托统一货币
制度。
1910 年4月16 日，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以统一全国货币发行制度，其中规定大清国币单
位名曰圆（第一条），要求各省私铸一律停止（第二十条），凡在大清国境内，以大清国币交
付者，无论何人，无论何款，概不得拒不收付（第二十二条）；并规定新设之大清银行为国币
兑换机关（第十二条）。
此外，在度支部主持下，清政府还制定有《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1909）、《兑换纸币则
例》（1910）、《宣统宝钞章程》（1911）等多部法规，[11]对纸币发行进行管制，强调发行
纸币属于国家特权，纸币一切兑换发行之事统归大清银行管理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财
政总长陈锦涛主持下也曾出台《币制纲要》六条[12]，但上述法规最终收效甚微。
袁世凯承继民国之后，发行集中主义之币制改革仍在持续，主要为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
主持之《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1914），[13]其中规定国币（银元）之铸造权
专属于政府（第一条）。为了配合《国币条例》，北京政府又于 1914 年3月8日设立币制局，
并任命梁启超为总裁。梁氏在旅居日本时就以为，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
义，刚辞任司法总长的他欣然接受了这一职位，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
“然而其起草的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却为北京政府所不用，梁遂辞职并无奈自嘲 吾惟知
”吾才力所不逮已 。
此后，梁启超、王克敏、曹汝霖先后执掌财政，皆努力维持币制改革之步骤，但货币发行制度
仍未能出现根本性革新。
“对于此次货币法制改革，叶叔衡认为： 与宣统二年的币制则例大同小异??袁世凯对于币制还
”是他在光绪三十年主张用两的思想。进而提出中央政治权威的削弱才是改革失败的主要原
“ ‘ ’因。也有学者认为只有真正废除传统之银两制度，方能 完成其国币条例上所谓 圆 之真意义是
”也 。
除了以《国币条例》为核心的银元发行制度外，熊希龄主持的币制改革计划中也提出对纸币实
行统一发行主义，并希望由中国银行集中纸币发行权，于 1913 年先后公布《商业银行条例》
《收回各省商业银行纸币办法》《整理各省官发纸币法案》等法规，[17]试图收回发钞权。
1915 年9月17 日，财政部泉币司法规币制委员会提出《为谋统一币制行用国币对外国银行发
钞请援约研究设法交涉付稿》，建议政府禁止外国银行发行钞票。
1915 年10 月20 日，财政部呈准公布《财政部取缔纸币条例》九条，[19]要求将纸币发行权集
中于中央银行（后修改为国家银行），该条例是北京政府最为正式的一部管制纸币制度的法
规，条文详尽，举措具体。
1918 年8月10 “日公布的《整理币制令》清晰传达了北京政府上述法制改革的缘由及预期： 政
府于软币制度向主统一发行，纸币之权采取少数中央银行之制，今者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同具
中央银行之性质，发行兑换券之特权自当由两银行共享之，至其他各银钱行号当逐渐停止或限
制其发行。如各省官商银钱行号发行票纸，未发者不准增发，已发者逐渐收回，或由中国交通
两银行承受其发行之权，或由原发行行号领取中交两行兑换券代为发行。严定准备随时抽查，
使银钱行号专力于存放汇兑之正业。外国银行之发行钞票者，酌加限制，只可减少不可增加??
”而准备地点尤要在择全国金融之重要地点集中存放。
由于北京政府时期中央政治权威始终缺失，战事不断，财政窘迫，尽管国家法规频繁出台，但
却收效甚缓。此举招致已经走向自治的民间金融社会的极大不满。
1920 年，以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盛炳纪为首上呈政府《关于节流财政确定币制诸端建议书》，质
“ ”问： 究竟政府对于兑换券制度执何方针，何者宜准？何者宜斥？ 并要求允许金融界介入政府
财政金融决策的形成过程。
但直至北京政府结束，货币发行制度仍然未有根本性变化，发行权始终未能实现统一。学者言
之，自光绪二十三年中国通商银行开始发行迄至1927 “年， 取得发行权之银行不下三十余
”家 。
“ ”二、制度突破：废两改元
南京国民政府坐定后，货币发行制度如何从北京政府的泥潭中脱困，成为了金融制度变革，整
合全国金融乃至经济资源的最大前提。叶叔衡讽刺说：
“废两用元到现在还是问题，这真是可以表示二三十年来中国的政治情形了。一个国家里的各
种现象都是互相关联的，所以往往可以由一件事情窥测全国的状态。但是比币制情形更能表现
—— ”近年中国的政治的，恐怕很少 如果是有。 并认为，想要一次性解决货币发行问题，还是
“ ” “需要些前提条件，即政府的信用与权力问题。而对于中国大规模制度改革的前途，至少 必
” “须忠实地履行 的三个条件，即： 一，必须脱离纷乱而不固定的政治关系；二，必须完全由专
”门家来住持管理；三，必须受极严密而有效的财政监督。 而南京国民政府也正是靠这三个条
件成就了破题之局。
首先，自辛亥以来，民国首次在形式上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大一统局面。
其次，自 1928 年全国经济会议、全国财政会议之后，宋子文主持下的全国性财政收支、监管
体制基本搭建成型，如《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财政部组织法》等组织性、管理性
法规及时出台等。尽管实际效能还远不尽如人意。
再次，也是最直接的，以马寅初为首的一批学界、业界精英参与了法制改革的进程。如 1928
年4月27 “日，国民政府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政府马寅初委员所提统一国币废两用元
”案 ，①并就此命令财政部核定计划十条，②在1928 年全国财政经济会议上提出讨论。
该方案原定1929 年7月1日全面推行，实际上延至1933 年初，财政部才开始在上海组织金融
界人士商讨废两改元实施计划，财政部钱币司司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上海银行公会
会长李馥荪、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中国银行经理贝淞荪、交通银行经理胡孟嘉等人都参
加了计划制定。
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上海金融业，上海银行公会对政府的此次制度改革态度积极肯定。但由于
牵扯到钱庄业利益，上海钱业公会不赞同马上实施改革，③并发表《敬告国人书》，认
“ ”为： 改革之始，必须顾虑周密，行之得宜。 建议政府注意三事：一为铸币权统一；二为银两
与银元之折价标准应做权衡（此项于钱庄影响最甚）；三为纸币发行权之统一。
“ ”向财政部上书请求暂缓改革。由于 全国的金融政策，向来是惟上海马首是瞻，财政部开始在
上海先行进行制度试验，于 1933 年3 月1 日公布了《上海先施行废两改元训令》。④3月8
日，又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27]规定银本位币制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第一
条），银本位币定名为元（第二条），凡公私款项及一切交易用银本位币授受，其用数每次均
无限制（第八条），并规定了新旧币兑换办法，以逐步淘汰旧币（第九条）。
4月5日，财政部顺势向全国发布了《财政部关于废两改用银本位币布告》，宣布自 4月6日
“起， 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
是日以后，新立契约票据与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而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为无
”效[28]。在相对统一的中央政治权威支撑下，废两改元制度在历经数十年讨论之后终成现实，
也为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发行制度清除了障碍。
“学者谓之，废两改元 始于民六，盛于民十，发展于民十二，再兴于民十七，终成于民二十
” “二。其不成功之原因， 一半由于政府之疏忽萎靡，一半由于社会之畏首畏尾。其阻力之最大
” “者，约可分为社会普通论调，钱庄业之顾虑犹豫，及海关与外商之牵延不决三项。如今， 如
此艰难繁重之问题，竟于民国二十二年三四月中，彻底解决之，此于中国币制改革史中，所当
”大书特书者也 。
面对如此重大的制度革新，经济学家章乃器却保持着一贯的冷静与清醒，提出当前中国的币制
“改革 如果是向着币制统一和货币权独立的方向努力，对于民族解放是有着相当的意义的。??
譬如废两改元运动，就已经把许多封建性的以地方行会势力为基础的计算货币消灭，在历史上
” “是有相当的地位的 。但是，外受殖民控制，内部政权割据的中国政治时局自然也要使一切统
” “制不能收效。特别是 因为中国国权的低落，我们改革了币制之后也不能希冀得到别国改革币
” “制所能够收到的利益 ，如经济的复苏、预算的平衡等等。最后警告执政者 币制改革以后的情
形，大概是不出所料，今后的金融政策假若是依然循着币制第一主义者过分乐观的路线，前途
”的危机是很可怕的 。
果然，章乃器一语成谶。1934 “ ”年，世界范围的白银风潮 爆发，大量白银外流，国内通货紧
缩，金融困窘，刚刚落定的制度改革再起波澜，货币制度需要更为彻底的改革突破口，革命性
的法币（不兑换纸币）制度成为必然选择。
三、制度革命：法币制度
法币制度即意味着更为现代的早期纸币本位制，即有现金准备的纸币制度，是向真正的纸本位
制度过渡的中间阶段。①为了获取足够的理论合法性，保证制度的顺利推行，法币政策被直接
“ ” “称之为是孙中山之钱币革命 理论的初步实践，如蒋介石所言： 法币政策是什么？今日不妨
‘’”明言之，就是我们总理所主张的 钱币革命的成功。[31]
摘要：
展开>>
收起<<
近代我国币制的立法改革“货币是一种筹码，价值不在货币的本身，而在货币政策的信用。所以货币的价值，不在主观上所代表的准备金额，而在人民对于政府的信用。”因而要建立良善的货币及发行制度，货币发行权的统一立法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就显得异常重要。在货币发行史上，西方各国先后经历了由分立主义（自由发行）向集中主义（独占发行）过渡的发展时期，至20世纪前半期，集中主义已是大势所趋。如1844年英国银行则例（皮尔法案）公布之时，发行银行多达279家，1897年存43家，至1910年前后，仅余13家。国1875年发行银行为32家，至1910年仅余4家。随着发行银行的减少，最终中央银行代表国家权威实现了独占发行...
相关推荐
-
2024年党建工作要点工作计划5篇供参考
2023-12-16 999+ -
2025年专题生活会对照带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等“四个带头方面”个人对照检查发言材料4110字文稿
2024-12-21 999+ -
2025年医保局局长、科技局领导干部专题“四个带头”方面对照检查材料2篇例文（附：反面典型案例剖析情况）
2025-02-09 466 -
2025年国有企业党委书记、市总工会党组书记民主生活会“四个带头”方面对照个人检查发言材料2篇文(附：典型案例、上年度整改+个人情况)
2025-02-09 514 -
2025年市委组织部部长、教育局党委书记生活会“四个带头”个人对照检查发言材料2篇文(典型案例+个人事项)
2025-02-09 633 -
2025年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市检察院党组领导班子对照“四个带头”方面生活会个人对照检视发言材料2篇文（含以案为鉴反思、以案促改促治方面）
2025-02-09 518 -
市检察院党组、市财政局领导班子2025年生活会对照“四个带头”方面检视发言材料2份文【含以违纪行为为典型案例剖析】
2025-02-09 461 -
2025年市财政局领导对照“四个带头”生活会检视发言材料2篇例文【含以违纪行为为典型案例剖析】
2025-02-09 588 -
单位领导班子2025年聚焦“四个带头”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2篇文(含：典型案例剖析反思、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
2025-02-09 762 -
2025年镇党委副书记、市科学技术局领导班子生活会对照“四个带头”检视材料2篇文【含违纪行为典型案例分析】
2025-02-09 258
作者：闻远设计
分类：其它行业资料
价格：免费
属性：7 页
大小：28.49KB
格式：DOCX
时间：2023-05-31
